與陳特先生對談之四：師友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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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我們今日想說的是師友雜憶，為何要談這個問題呢？因為人生裡會遇到甚麼人，是朋友好、或老師也好，他們的出現或會改變我們的一生，這不是註定的，也不是一種選擇，所以我想從你的個人經驗裡去探討師生交往、朋友交往有甚麼問題。

陳：我 覺得人不是先有一個人，才有一個人的性格、個性和思想，然後才與其他人發生關係，我從不會這樣想。我想人之所以為人，都是由關係中建立出來的。這種關係是 很複雜的，就如剛才所述，這種關係是無法控制的。另一方面，每個人自己也在扮演一種重要的角色，就如很多人也碰過唐先生，他們對唐卻沒有任何感受。 我記得我在珠海時第一次碰到唐先生，珠海的學生上唐先生的課一無所得，因為有些人聽不懂他的四川話，有些人則對哲學沒有興趣，有些人對唐先生的作風不認 同，因為唐先生有時侯會有一些笑話，但一些香港人卻不甚喜歡，認為他是「傻傻地」。唐先生有很多的笑話，如一次他用自己的手巾仔抹黑板，情急之下又用它來 抹自己的臉，看到這些東西讓我感到原來做學問的人會是這樣的，因為他們的專注使我很感動。但在其他人的眼中就會認為這種人怎可以當起教授來？那個 interaction是完全雙方面的。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對這要有一種嚮往，而這跟對方是否有慧根並無關係。因為有些人只是馬馬虎虎，但有些人則對此有 一定的要求。

我是從大陸出來的，當時我覺得很徬徨。但有些人就不會這樣，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很好，有很多好處，如 : 地方比廣州整潔，甚麼東西都可在香港找到。無論是政治或經濟方面，香港相比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廣州要好得多。我是在1949年來到香港的，當時我在廣州 讀中學，父親說要到香港去，縱然我不想到香港，加上我亦不明白為何要到這裡，但還是跟父親來到香港。我在49年來到香港後曾經休學，後來我再讀書，期後在 珠海修業 ，二年級時才遇上唐先生。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完全是運氣，是兩方面的。

從唐先生的角度看，他很希望有學生是真的能夠與他溝通。他 其實也很寂寞的，他作為一個老師，看見每個學生都傻戇戇的，全都會坐在後排，只有我坐在第一行。落堂後我曾聽見有學生說這個先生的衣領都黑了，連洗衣服的 錢也沒有。我看見這類的事情，令我想到欠缺溝通不只是師友之間會發生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複雜，父子之間要有良好的溝通，朋友之間都要有良好的溝 通。

就如牟先生所說的三代，一是爸爸、媽媽、叔伯、老師；二是同事、朋友；三是學生、兒女。如果三代的溝通都好，那是很幸福的。因為每一 代給予的刺激都不同，學生給予老師的刺激不同，朋友給予的刺激又會不同，都是無可代替的。而師友的關係與父子的關係很不同，父子的關係是建立在先天的感情 上，師友的關係則建立在學問和追求真理上。因此，如果師友間的溝通沒有追求學問的真誠，那師友就等於不存在，是沒有意義的。

牟先生說他可 以接待學生到家裡住。他有兩個台灣學生，畢業後沒有地方住，就請他們到他家裡。牟先生認為師友之間的關係可以發展成這樣，因為他們都是追求真理學問的人， 其他的考慮都是其次。但這情況在香港卻是不會發生的。雖然牟先生希望這樣做，但卻是不行的。因為牟先生覺得台灣剛巧有著一種文化，正好與他的想法相若。唐 先 生 與牟先生曾辦過人民學會，與一班學生有定期的聚會，談談學問、人生真理和體會，都是很快樂的。牟先生則多數作開場白，其他人就回應、發問和發表意見。牟先 生很喜歡引用一個故事以警告那些大學生。他說有一次聚會，有一位大學生遲到。別人問他遲到的原因，他說因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另一個同學便問他有甚麼事 情比求學問更重要？由此可見，學生有著不同的要求。而在學問面前，不應有其他事情可以超越它。所以我想，真正的師友關係是要有學問的追求，對學問有共同的 尊 重和嚮往，然後大家要有一個互相的鼓勵，大家一起進步，讓彼此培養到一個真理的相明。若建立不到，師友的關係就不能成立。

周：你可否說說你跟唐先生、錢先生及牟先生三人的關係？

陳：我 很尊重錢先生，他口才很好。雖然有人說他講的話很難明白，但是凡是聽得懂他的話的人都很欣賞他。他講話時是有節奏的，不慌不忙，很有結構。有趣的是他講話 速度 雖然是慢，但卻不會令人覺得他在拖長說話，反之卻能打動你的心靈。他的文章也是一流的，尤其是文言文。他又寫得一手好字，是一個典型和傳 統的讀書人典範。

周：你當時讀新亞前已到那裡聽課？

陳：我在珠海時已經到新亞聽課。錢先生的課我全都聽，我也聽唐先生的課。那時，才發現原來新亞有很多東西值得聽，所以我就到那裡聽課了。

周：當時新亞有多少人？

陳：那時新亞只有很少人，我想只有幾百人。所以那裡的人，我每一個都認識。他們亦認識我，還把我當作是新亞人。

周：當時的氣氛是怎樣的？

陳：新 亞的氣氛很好，因為當時錢、唐、牟先生都在，他們就有一種傳播的精神想一直傳下去。第一，有一種高尚的精神，覺得國家很危險，當時的中國文化亦受到挑戰。 所以那時候會有一種心情，就是對文化有一種投入。因此，新亞當時不單是一所學校，亦是一個團體。作為一個團體，師生之間懷著救亡 的心情去辦學，由錢先生帶領著。在這種心情下，即使最頑皮的學生，都不會生事。當時亦有不少學生為了上課由調景嶺行步到深水步的桂林街，而我也曾試過一 次。因 為當時交通不如現在方便，所以我們要走上半天才能到那裡上課。這樣來回之下便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當時也有不少人是這樣的，因此不能不佩服他們。後來新亞辦 了一些part time的學校，它不聘用工人，讓部份學生可以替學校做一些雜務，並在那裡留宿。相比於崇基的學生，新亞的同學會覺得他們是貴族，是另一類人。

周：那你當時有想過入崇基嗎？

陳： 沒有，崇基那麼貴族，我沒有興趣。我當時在廣州也可以入嶺南，但我也沒有去，因為我覺得嶺南都是貴族學校。我們在新亞睡的是「碌架床」，嶺南睡有蚊帳的單人鐵床，在那時侯這種生活是很富貴，不是我們過的。

周：你跟錢穆先生多交往嗎？

陳：錢 先生其實蠻喜歡我的。我記得我寫了一篇論文交給他，他批改後交給我時，就當著很多同學面前讚賞我，使我滿臉通紅。錢先生說比我們大十多年的第一屆學生，包 括 孫國楝等人，多數都曾讀過大學的，故有一定的基礎，所以對他們的文章比較放心。而我們這班第二屆的同學，因為我們年紀少，所以他本來對我們也有些擔 心，想不到我們的文章比第一屆同還要好。後來，當我寫碩士論文時，本應由唐先生指導，但就在那年唐先生要到美國去講課。我便問錢先生我該怎麼辦？ 錢先生便對我說不如由他來指導我，於是我在他的指導下完成我那關於中國哲學的論文。不過其實我一直也有跟著唐先生，亦有把論文給唐先生看，他亦有給我意 見，但 名義上亦是由錢先生指導。

周：那麼錢先生對你的影響有多重要 ？

陳：錢 先生對我的影響主要是哲學上。他很聰明，能有獨特的體會。他的勤奮及對學問的尊重，是很令人佩服的。

錢 先生、唐先生和牟先生三人都有一些有趣事。錢先生在每 次上堂時都說「打鐘」，其實是按鐘來的，因為他在北京時每次上堂時都要打鐘，所以他也說打鐘。唐先生每次下課時都會用四川話說「吹號」，因為他在中央大學 時每次下課都會吹號。所以我覺得這兩位先生很有趣。唐先生的故事很多。他的太太告訴我說冬天時唐先生不會每天洗澡，只會用一盤水洗面洗腳，然後換上新襪 子。但有一次唐先生卻把舊襪穿上，把放在旁邊的新襪丟走，他就是有這樣多的笑話。有一次我親眼目睹的就是我們跟唐先生談哲學。傾談之間，他想把火柴燃著， 但他把手指都弄到黃了還是不能燃著它。

我談這些趣事是想說，當他們一說到學問，便甚麼都忘記了。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是這樣，全都是很嚴肅的。

我 接觸唐先生就是有一種如在春風的感受，很溫暖。唐先生從來都不會說別人的壞話。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每當他聽到別人批評一個人，他總會想到被批評 者的一些好處，因唐先生覺得人總是會有他的長處。我跟唐先生還未到無話不談的地步，因為他真的很像一個長者、老師，我面對他時自自然然便會恭恭敬敬的。 我對著錢先生就更加恭敬，面對錢先生時我不敢像現在這樣「翹腳」，因為他很重視傳統禮儀，我跟他也不能夠無所不談。

牟先生則很嚴 厲，我常常看見 他罵學生，罵他們讀書讀得不好，沒有禮貌等。慶幸我跟他交往多年也沒有被他責罵過。他不單只責罵學生，就是跟他是同輩的也會被他責罵。就像編《人生 雜誌》的黃道是我們的前輩，他也依舊在我們跟前罵他。他是一個很率性的人，從道義上去看事情。他認為作為一個人看見有不對的事情便一定 要說出來，認為師友相交不應有所隱瞞。

我跟牟先生可以無所不談，但跟唐先生則不可以無所不談，有所顧忌，是因為我覺得他為人很敦 厚，有些 生命裡的黑暗面我都不敢跟他直說。但牟先生呢，牟先生會主動說一些 人生的黑暗面。牟先生曾承認只要有一個女人能使他眼前一亮的，你要他跪下來他也願意。我覺得他可跟學生這樣說，很厲害。有一次我問牟先生一個問題，我 說宋明理學家說要『去人慾，存天理』。去人慾就是要把它們都排除，以果存天理。人慾有那麼多，要統統去除是多麼困難。在我十五歲的時侯，我嘗試「去人 慾」，但我發現這樣做壓力更大，愈是想把它排除便愈是想去做，多辛苦。牟先生就給我一個很精彩的答案，令我一生都記得。他說去人慾就如釣大魚一樣，不可以 一味去扯，要不是船會翻，人也沒命。大魚是不可以扯的，要放線。錢先生和唐先生絕對不會說這些話題。他們跟牟先生是很不同的人。唐先生是一個儒學的人，他 後來拿一本書的手稿給我看，剛好與我剛才所問的問題有關。他說人的自然生命是不可以永遠放線的，否則人就會感到疲倦。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若不放 他，他便會有很大的抑壓，要適度地放他，放下鬆下，然後使他感到疲倦就把他扯上來。我從來沒有想過講道學和儒學的人會有這樣的言論。

周：這幾個老師的講課有甚麼不同？

陳： 牟先生講課很清楚，有一個概念的教法。唐先生講課很投入，並會「滾書」，令人感到頭暈眼花，因為他知道的事很很多，很豐富，所以上唐先生的課最好要 有一些基礎，要不然就會感到很辛苦。牟先生的口才很好，但跟錢先生的不同。錢先生是能夠打動人心的，牟先生的理論就很清楚。

周：其實你剛才都提及唐先生對你的思想和路向影響很大。

陳： 我覺得我人生的道路也有些時候是朦朦朧朧的。但唐先生是堅定的，他解說為何人要有理想，不可走一般人的道路。透過唐先生的解說，令 我確定一些值得我去追求的東西，甚至可以犧牲其他東西去追求。其實透過跟他談話，聽他的課，看他的書藉都可發現他在傳遞著這個訊息。就如《人生的體驗》這 本書便是在說這東西，他每一本書都是在說這訊息，除非你是完全不接受，要不然也會慢慢被感染到。

周：你對人生的體會其實是從哪裡來的？ 是唐先生本身的經歷令你有所反省還是其他？

陳：唐 先生的父親是一個知識份子，媽媽是一個中學教師，可說是家學淵源。他的父親喜歡中國哲學，但唐先生開始時卻喜歡西方哲學。到後來 才逐漸發覺他的父親也有點道理。他說雖然中國哲學不是很清楚，但裡面卻有很多智慧，所以他在中學時已有這種基礎。他先到北大讀大學，但他不喜歡北大的氣 氛，於是他轉到南京讀中央大學。《人生 的體驗》這本書是他三十歲時寫的，他說這本書不是寫給別人看，而是他寫給自己的筆記，用以鼓勵自己。他覺得自己那些掙扎忽然間都已被丟棄，有一些新的靈 感，他怕自己會忘記，所以把它都寫下來。他想自己將來或會面對一些引誘，他便可以拿這筆記來看，提醒自己。後來他把它拿給朋友看，朋友便問他為何不拿它去 出版。然後真的才把它出版。雖然這本書是一本很小的書，但他卻常常拿它來講課。我記得他他55歲退休時，他仍在講這本書。可見，這本書對他人生的影響很 大。

周：唐先生有沒有跟你說過他是否也有一些師長對他的人生影響很多，或是使他有一些體驗？

陳：唐 先生所說的師長主要有兩位，一是梁漱溟，一是洪十力。但我覺得唐先生認為梁的思路不夠。對於洪十力，牟先生對他十分欣賞，所以你可見牟先生的思路比較接近 洪十力。但唐先生跟他們的思路不同，他是從體驗入手，包括講宋明理學。他的方法跟牟先生完全不同。牟先生是一種概念的建構。因此唐先生從老師所得的不多， 完全是靠他自己的。

周： 看唐先生的文章，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感性的人，他懂得將情感融入到文章裡。

陳：有一次他在尼姑奄睡覺，雖然他不是佛教徙，但他對佛教和宗教都十分欣賞。那天晚上他整晚都聽見木魚聲及尼姑在唸經，他很感動，哭了整個晚上。他是很感性的人，他雖然未能做到超脫忘我的精神，但他也聽得懂一點，於是他哭了一個晚上，他的性格與牟先生很不同。

東：除左以三位之外，你回頭再看看你的人生，會否也有其他老師或朋友都對你有很大的影響？

陳：我 在《中國學生週報》時有一些朋友，大家都是剛剛大學畢業，從珠海畢業，便入了《中國學生週報》，相隔一年後才入新亞研究所。《中國學生週報》的氣氛跟新亞 有點相似，因為那裡也有些新亞人，大家都覺得應該為國家、為文化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們還辦了通訊研究所。我們那時除了辦報紙，還在一些中學招攬通訊員跟我 們通訊，把他們學校發生的事情告知我們。同時我們亦有辦一些活動讓通訊員自由參加，如學術組、音樂組、歌詠組等。我們培養了不少人才，如後來到荷里活拍戲 的導演吳宇森，唱歌的江永祖等。我們請一些專家來教他們，而我自己就帶學術小組。

當我初初當編輯時，總部就在新蒲光，後來我在新亞研究所 畢業後當了一陣子助理研究員，然後就再到學生週報做社長。我做社長時是由陸離做編輯的，那時侯總部已搬到彌敦道與亞皆老皆交界一座 樓宇的5樓，後來再搬到廣華醫院旁邊，華仁書院對面。後來我曾離開，然後再回去做社長，那裡的人已經不同從前。我們其實是分成兩群人，一群是我的同輩，他 們或 許大我一至兩年，另一群就是年紀比我小的。那時侯我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就是要辦好報紙、做好那些通訊員小組，播下種子，這些活動其實影響很大。你知道後來 七十年代攪學生運動的都是這群人，所以不要看不起《中國學生週報》。小思都說她的成長也是靠著《中國學生週報》，她是十分忠心於這週報的。因此我想對我影 響最大的一個是 唐先生，另一個是《中國學生週報》。

我在新亞書院有一班老師和同學。在《中國學生週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我們住在那 裡，一起吃飯，互相批評，我覺得這是不容易的。我回想起來，覺得那個歲月對我的影響很大，對我的生活有很大激勵。無論在讀書上、人品上，同事和朋友們的批 評 真的一點也不留情，有時侯使我感到滿瞼通紅，但是那段歲月的感覺真的很好，不是現在可以輕易再尋回的。

話說回來，其實在我十多歲的時 侯， 我也曾在教堂有一段歲月，令我很懷念。那時侯我剛剛從大陸出來，沒有唐先生，也沒有很多朋友。有一次我就無緣無故走進教堂去聽牧師講道。牧師對我說那 個星期六有一個青年團拜，說我也可以參加一下。我說也好呀，因為那時侯我覺得很悶。那群參加團契的年青人，都是有一個理想。他們會覺得天國是很乾淨的，是 與塵世間不同。這群人都是十多歲，一起讀讀聖經呀，辦辦活動呀，因此 大家都建立了一份友誼。這份友誼不是建立於飲飲食食上，而是互相鼓勵的。那時候因為一個人很寂寞，所以我們會有一些群體活動。這些活動對我的將來也是有一 些影響的。因為我曾當過團契的團長，我要負責策劃一些活動，使我也學會了一些東西。我來到香港後參加過數個團體，它們對我都是蠻有影響的，跟香港一般的團 體很不同，全都不是只求飲飲食食的。

周：我覺得朋友呢其實很多時侯都是物以類聚的。

陳：我想這是自己去追求的，很多時侯覺得那團體是適合我的，我便會留下；不適合我的，我便會離開。

周：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有時侯朋友相處好像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但當大家相處後便會發現，若大家是同一類人便會對一些人生問題的看法都會很接近，所以這不完全是偶然的，而我們也會很自然地去找同一類人傾談這些問題。若大家是不投機的，就很自然會離開。

陳：我是會很絕情的，很多人也這樣說我。話不投機就會離開，一句也不會回答。

東：其實你對朋友也很有要求，我想你也是蠻幸福的，因為你可以遇上《中國學生週報》那群人，實在是不易的。就如保松剛才所述，如能夠「物以類聚」固然好，但若不能這樣，那你又會如何呢？

陳：所 以我有一段時間找不到這樣的人，感到很寂寞，每天都走到學生書店看書。那時候沒有圖書館，我就走到學生書店看小說、讀歷史書，我把書店很多書都看 。我就是在那裡看畢聞一多全集。那時侯若感到疲累，我就會靠近櫃面休息。我曾試過到一些書店看書，老闆就對我說：「細佬，你若喜歡便要把它買下來。」 後來我就知道那些書店可以入，那些不可以。法國革命史我也是在書店看完。那時真的沒有朋友，每次看完書都很累，然後?慢慢地走回家。

東：你當時看書真的很忘我，要不然都不會站到這麼累才回家。

陳：那是候真的有點如飢如渴，想知道很多不同的東西，想在那?得到些甚麼似的。後來就入了教會，跟那些青年人一起，開始覺得有點生氣。然後我就到了新亞。珠海那些同學則完全不行，我跟那些同學都沒有聯絡。

東：陳先生，那你當時是怎樣入《中國學生週報》的？

陳：那 時我剛才珠海畢業。我在擔心畢業就是失業了。我待在家裡，忽然有人來找我，說想我跟他們合作當編輯。我雖嚇了一驚，但也答應了他們，因為我也想找一 份工作，我覺得編輯這工作其實挺適合我的。而且，我從前也有曾替教會當編輯工作，所以對此也很有興趣。然後我又問他為何要找我，他就說是我珠海的系主任推 薦我的，所以我說我這一生人的運氣真是好。

東：那他是怎樣接觸你的？

陳：我想他是要四出尋覓人選，到不同的書校去找。

周：從你多年的教學經驗來看，你覺得理想的師生關係應該是怎樣 ？你有甚麼心得或者感受 ？

陳：我 覺得可以有兩方面。一方面師生關係是離不開追求學問和真理的，他們都要彼此圍繞著學問和真理，建立一個方向，共同去追求。另一方面我覺得學問有客觀性，意 思是說不一定是我喜歡的或相信的才是真理，在這方面我是蠻欣賞西方的。我在美國留學讀書，學到一樣東西。我們不應只是單向教學，而應該是雙向的。每個人尋 求真理的路都不同，而且每個人尋求到的真理也可能不同。不能說只有一個方式去尋求真理，也不能說某一個人尋求的真 理就是唯一的真理。所以我們應有一個客觀精神，意思是我們要通個某一個客觀的方式讓一個人 （包括老師和學生等 ）自己去搜尋。那當然可以溝通，但不是說溝通後一定要有一個定案，這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好的。因這會扼殺了一些真理，也扼殺了人對學問的追求。我覺得有很 多大師的學生不能走出來，很多時就是被那大師擋著。

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牟先生，令他感到有點不快。我說我到美國之後，看不到像他和唐先生 這類大師，我只看到一些很有學問的學者，但他們都不是大師。我覺得他們有一個長處，就是他們都很尊重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學生都可以暢所欲言，說出自己的意 見，可以在堂上反對、駁斥老師。無論怎樣荒謬也好，老師也會聽，而他們亦有責任回答。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學生用甲老師跟他說的話，走到乙老師跟前 駁斥他。然後在下一課就用那個乙老師的話再駁斥甲老師。美國的學生就是這樣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他們的老師不會因此而憤怒，反而覺得自己是有責任去解答學生 的問題，故學生從中便能因分析那一個老師的意見較好而學到更多。牟先生回信給我是說他有點不開心，而他的說法也非無道理。他覺得他們教書的方式跟美國不 同，因那時候國家處於生死存亡，他們教書不是坐在梳化椅上風花雪月，他們說的是生命和學問，所以要著緊一點，做法也有些不同。

周：我有這一種感覺，我覺得老一輩的教授會覺得他們的生命和學問是分不開的，他們所做的不只是傳授一些外在的知識給你，而是希望老師和學生能在生命與生命之間互相有一點影響。如果不能夠有這樣的溝通，他們就會覺得與學生不能夠同道。

陳：我 覺得其實不用這樣的，那個「道」其實可以放鬆一點，不要把它鎖住在自己的期望當中，我覺得唐先生的道是寬鬆一點。唐先生常常說其實各門各派都有一個門，我 們都可以透過彼此的門通往別人的派別。但我不知道在他那一輩又是否可以這樣，因為他們的使命感太強，常常都是要為國家救亡，這樣做有時侯確會窒息了一些正 常的想法。所以我想每個人都可有自己的路，別人跟自己有少許不同是沒相干的，只要不是南轅北轍便可。就如一個研究柏拉圖，一個研究亞里士多德其實也無所謂 的。

周： 牟先生對知識的理解可能十分堅持，認為真理只有一個，他會堅持只有一元學說的說法。

陳：我覺得即使你相信「一元」而不是「多元」，但都不可以說只有你那個「一元」，因為「一元」的產生其實是很多人努力的成果。故不可以說你已得到「一元」就已是得到所有真理。

周：所以一些有系統、覺得自己已得到真理的人，他們都會覺得自己能看到真理，別人照理也應看得見。若那些人還是未看見，他們便很希望去指引這些人。這就存在著一些危險。

陳：這樣的味道牟先生最多，所以新亞研究院的人全都是跟隨他說的，我對那些人說：「你這樣是不行的，整篇文章都只是在複述牟先生的看法，我不能讓你通過（考試）的。」我認為他們根本沒有學到甚麼，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在研究甚麼。

周：我回來教書都遇到類似的情況，很難能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希望除了平日上堂教書外，下課後也能與學生有一點生活的交流，不希望只是枯燥地講書，渴望能與學生有多一點生活的聯繫。

陳：我 通常講課的時侯都會盡量客觀一點。假如有一些學生願意進一步跟我討論，我會願意將我的想法、感受告訴他們。但我很少談及自己的事，除非有 些學生真的問到很深入的問題，我才會告訴他們。我覺得學問和自己的事分開一點會好些。因為有時候即使你說很多心底裡的東西，他們亦未必明白。 所以我在美國回來之後想把小組討論帶給中大，但卻沒有太多人會這樣做，很多學系也沒有做。我不敢說我是中大的第一個，但哲學系肯定是第一個有小組討論的學 ）。

東：你在美國時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書友？

陳：美 國的書友就特別多，他們真的有一種學問上的修為，當然也可以有感情的，兩個人結交久了，慢慢會有了感情，這感情也是一種學問，但當然不是剛才所述那些道義 上 的、對真理追求的學問。他們是可以跟其他人交朋友的。我作為中國人，我覺得中國人是世界上一個最狡猾的民族，我們說話時可以深藏一些意思，比較有機 心。而美國人則沒有甚麼機心，除非他對你有種族歧視。但若他真的歧視你，他也不會跟你交往。他們不懂狡猾，所以他們其實是很天真的。我覺得加拿大人 也是這樣，那裡的種族很多，沒有甚麼歧視，都是很天真的。

周：我覺得估量別人是否有機心很複雜。就如現在我跟別人一起工作，很多時候也只是想為他們好，但卻不知道對方怎樣想，會存有很多懷疑。

陳：中 國人疑心很重，你明明待他好，他又會懷疑你是否另有企圖；尤其在當「和事佬」時，又會被人認為你兩方都幫，很有難度，很古怪。所以在中國社會裡，常常都要 花很多時間在人事上。中國人有很多壞習慣，從滿清開始便已養成了那種勾心鬥角、你猜我疑的習慣，很麻煩。香港人在這方面比較好一點。

東：但現在都已經有點改變，香港人也學了不少這樣的陋習。

陳：如果制度化，當然會是好的，一切都依從制度。但制度會慢慢在各方面都少一點，也會造成問題。

東：我想制度是其一，文化也是十分重要的，要不然那制度其實也可以被人作不同的詮釋。

陳：所以二十三條是沒有理由一定要在這時候推出。葉劉淑儀到我們中大來被大力攻擊，其實也沒有辦法，因為她是代罪羔羊。雖然是很慘，但也唯有繼續堅持下去，因為她背後的人一定要她繼續下去。縱然她不相信，也不可停下來。

與陳特先生對談之三：論惡、幸福及生命之偶然

ch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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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今 天我們想討論人性中「惡」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倫理學中似乎不太受重視，因為中西倫理學都傾向強調人的正面能力，例如人有良知和道德感等，主要關心人的生 命如何能向上提升。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發覺，惡真是無處不在。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都充滿爾虞我詐，以及不同形式的壓迫宰制。人為什麼會這 樣？

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個人觀察，不同民族都有個頗一致的想法，即認為人的自然天性，基本上 無所謂善惡。例如一個初生嬰兒，你不會用善惡來形容她。有些宗教甚至認為，沒有善惡的狀態，才是最理想的。例如《舊約》中的亞當和夏娃，本來生活在無分善 惡的伊甸園中，偷吃分辨善惡之果後，反為墮落了。由此可見，猶太人認為人能分辨善惡，並非好事。莊子亦是這樣想。他覺得人最高的境界，便是無善無惡的境 界，因此人最好能夠返回太初時代。刻意分善分惡，對莊子來說，反是人的墮落。

周：為什麼這不是一件好事？那不正正彰顯了人異於動物之處？

陳：因 為人若能超越是非善惡的二元對立，則人會處於一種和諧狀態。對莊子來說，如果人有一套分辨的系統，不斷將不同的價值和事物區分，便會有你我、真假、好壞的 對立，那自然會出現「這是你的，那是我的」之爭，也就會有「把不屬於你的東西當成你的便是惡」的結論。相反，如果沒有這種分野，世界便沒有鬥爭，人便達到 和諧完美的境界。

周：但這種想法是否過於理想？人作為有自我意識的主體，總會將自己和他人、人類和自然區別開來。

陳：這點我明白。我並非說莊子的想法是對的，我只是說明他為何會這樣想。儒家便不同意莊子，因為如果同意道家的說法，我們根本不需要文化，但人卻不能這樣。而且像你所說，人類能分辨善惡，也不全是由文化造成。

周：我覺得莊子的想法，是面對春秋戰國亂世時一種「往後退」的人生態度。面對亂世，要麼是積極面對它，要麼是逃避它，退回到自然，退回到個人的內心世界。當壓力大到一定程度，自由不可外求時，便只能內尋。儘管如此，對於世人來說，惡始終無從逃避。

陳：這 便涉及惡的根源的問題。正如剛才所說，嬰兒本無所謂善惡，但人為何會犯惡呢？這有很多不同說法。一個相當普遍的觀點，是認為人之本性，總會追求慾望的滿 足。佛洛伊德、荀子如是說，孟子亦不否認。但慾望本身無所謂好壞，因為每個人都有慾望。如果說慾望不好，那麼每個人便都不好。

但當慾望的追逐過了限度，便成了惡。當然，「限度」如何定，可以有不同解釋。例如功利主義會說，惡便是一個人的行為，危害社會秩序，傷害到人的整體利益。這是最常見的說法，它主要從外在的社會目標來衡量一個人的行為。

但想深一層，這個說法並不足夠。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個故事，說一個牧羊人無意中得了個可以令人隱形的金戒指，他因此可以做任何事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同時卻不用擔心被人發現。假設你是這個人，你會否選擇犯惡呢？──即使你的行為對社會整體利益沒什麼大的損害。

柏 拉圖、儒家以至當代哲學家弗洛姆（Eric Fromm）都認為，犯惡的人不僅危害社會整體，還敗壞了他自身。雖然表面上他的慾望得到很大的滿足，但其實卻將他人性美好的一面扭曲了。我常常說，如果 一個人只是關心自己，他並沒有完全實現自己。人除了關心自己，還會關心他人。如果一個人只是不斷滿足自己的慾望，對其他人漠不關心，甚至不擇手段地傷害他 人時，他同時也是在摧殘自己。

周：這是個很根本的問題。對柏拉圖來說，道德生活（Moral life）和幸福生活（Good life）兩者是不可分的。真正幸福的生活，是合乎道德及公正的生活。但現代社會卻將兩者區分開來，什麼是美好的生活，完全由個人決定。至於道德規範，則 往往被視為對追求個人幸福的一種限制，而不是構成幸福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看生命的方式。你剛才說慾望的過度追求便是惡，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基本上鼓勵每個人不斷的追求慾望的滿足。它當然也有限制，但這個限制其實很單薄，例如不可傷害他人，不可侵犯他人權利等。所以，對很多現代人來說，幸福便等同於無窮盡的慾望的滿足。

陳：這 點我同意。現代社會是個多元社會，每個人的人生目標都可以不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沒有相同的人性。譬如我們說這是一張椅、那亦是一張椅，就是因為兩者有共 同的地方。我們不會因為它們每張各有不同，便說每張都不是「椅子」。所以，我不明白今天為甚麼一談到人，便只能談論人的「個性」，而不談人的「共性」，從 而變成「有個性，沒人性」了。

周：讓我回到性惡的問題。你說慾望過了頭，便產生惡。那麼什麼是善？是否便是令我們的慾望恰而其份？

陳：也 可以這樣說，即善便是我們能夠把人性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我們以前讀書時，最強調的是「德、智、體、群、美」這五育，沒有人會否認這些東西不好。為什麼 呢？因為它們展現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如果人能夠將它們表現出來，那對個人和社會，都是有益的事。所謂「育」，便是培育－－培育這五種潛能，並將妨礙發展這 些潛能的東西消除掉。對我來說，這都是常識。從希臘哲人、孔子到古印度的思想，都是這樣說。但很奇怪，現在負責教育的人，卻都不談這些了。

周：你是否在說，善其實先於惡，因為人本身便有這些潛能，而惡便是阻礙這些潛能的東西？

陳：我們毋須這樣區分先後，因為人性有很多方面。舉例說，人有慾望、情緒、喜歡過群體生活、恐懼死亡、享受追求知識的樂趣等種種面向。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人能滿足他的慾望，亦能表現他的其他潛能，並且保持和諧，那麼這個人就是幸福的。

當 然，慾望很多時會和其他價值發生衝突。所以，關鍵是要有適當的調節，並儘量將人性表現出來。我們毋須唱高調，說人要犧牲自己來實踐理想。很多細微的地方， 需要具體分析，但基本原則是可以確定的。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如果一個人有很好的知己朋友，和諧的家庭，擁有知識，享受藝術，為人有道德，基本的物質生活 得到保障（不是每天大魚大肉），那他便是一個幸福的人。誰能否認，這便是幸福的人生呢？

周：我同意你所說。但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都會面對很多限制。知與行之間，往往有很大距離。

陳：這 當然。一個人的限制，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自己內在的慾望。在慾望的引誘下，有些人會犧牲一些很重要的東西，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人朋友等；另一方面則是外在 的壓力。譬如有人窮得三餐不繼，還有一家幾口等著要養的時候，如果有人引誘他去打劫，他很可能會做。又試想像一個間諜被敵方要脅他做反間諜，否則便對他不 利，我想一般人也很難抵擋這誘惑。因為沒有人知你賣國、亦沒有人知你忠於國家。換句話說，忠於國家對你沒任何好處，但你不忠卻使你得到很多好處。

每 當我在報章雜誌看到這些故事，我便常想，如果我身處其境，又能否拒絕呢？這是個大問題，有時自己連想都不敢想。這些要身歷其境才敢說，否則都是「空口講白 話」。壓力和誘惑的性質，其實一樣。儘管每個人面對的壓力和誘惑不同，但當堅守原則對你個人生命及家人幸福都毫無好處，甚至令你身敗名裂時，人真的很難抗 拒。

所以，誘惑是雙方面的。人如果要擺脫誘惑，一方面本人要主動努力脫離這種狀態，另一方面則要有外在客觀條件的配合。但我同意人有很多限制，而當人真的去到極限，便會感到很無力。這種無力感，不僅源於外在的壓力，也源於人內心的軟弱。

周：我覺得人的意志其實很軟弱。一個人不行惡，很多時候只是因為運氣好。

陳： 對。也許只是因為我們條件好，才不用為應否打劫銀行而掙扎。所以，每當我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就會原諒很多人。

東：我也這樣想。有時別人認為我做了好事，但我會覺得只是自己未遇到一個令我做壞事的處境。而我們認為某個人是好人，很可能只是因為事情還未去到一個令他做壞事的境地罷了。

陳：所以我有時想，一個人所得到的稱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所應得的。例如我小時候考試考得不錯，沾沾自喜，後來才發覺只是因為成績比我好的那個同學，家裡太窮，沒錢繼續唸書而已。別人稱讚我，但這是否都是我應得的呢？當然，我的努力有一定影響，但更多的也許是運氣。

周：這 牽涉到幾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是幸福和運氣之間的關係，第二是道德和運氣之間的關係，第三是社會分配正義和運氣的關係。這三者都是當代道德哲學十分關心的問 題。運氣意味著生命中，有太多的隨意性及難以由個人意志控制的東西。但倫理學追求的，卻往往是必然性和普遍性，因此兩者存在很大張力。

你剛才談到內在及外在的壓力，我認為也不純是個別人的特殊問題，而是和我們的社會環境很有關係。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資本主義不斷製造人的慾望，並鼓勵我們不斷消費。如果真的有柏拉圖所說的「隱形金戒」，我猜度很多人都會用。

陳：你 說的是現實情況，但我剛才說的，是人如何才能獲得幸福。現實的人往往不追求幸福，又或誤以為慾望的滿足便是幸福。弗洛姆便認為這是現代人最大的問題，例如 那些愈有權力、愈富有、愈有名聲的人，往往反而愈多恐懼、愈空虛、感情愈脆弱。我們整個社會現在行的路，和人應該走的大方向其實背道而馳。

周：你認為有出路嗎？

陳：要改變大勢很難。有人曾想過用社會主義來改變這大方向，但現在卻只剩下資本主義一枝獨秀。但社會主義失勢，並不表示資本主義便是對的。

東：但如果現代人在無止境地追求慾望時，根本不覺得恐懼，我們又憑甚麼指責這些人在犯惡？

陳：世事並不是你以為是甚麼，便是甚麼。人很多時候會自欺欺人。你看看現在的社會，有多少人正在飽受精神壓力和內心恐懼的折磨？如果追求慾望的滿足，便會使人變得更快樂，變得不會空虛，那麼人根本就不用追求「德、智、體、群、美」了。

周：所以你始終認為，幸福的生活是有標準可言的？

陳：對， 最少這是我自己的體驗。例如我初患癌病時，仍有很多「得失心」，因為放不下得失，所以便不開心。但當我經過大病後，便超越了這個心，心境變得很舒坦，不再 患得患失。當然，我不是說，凡事皆絕對，人人必須一樣。畢竟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關鍵是如何將情緒、感情、興趣等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恰如其份很重要。人應當向著目標奮鬥，但當你盡了本份後，結果如何也可心安理得。就如林則徐的女婿所說的「還於天地」，即將結果的部分，留給天地決定。這也是還於上帝的意思。我覺得這樣的人生觀挺好，一方面進取，另一方面又能放下。

東：但 這又不是完全放下，因為你尚要盡自己的本份。但深入些想，這對某些人來說，其實挺困難的。因為當盡了力的那一刻，你心裡一定希望自己能夠成功，否則你不會 有那麼大的動力。但當有你這種想法時，人對於自己的追求，又會多了一分懷疑。要一方面執著，另一方面又能放下，真是談何容易。

陳：我同意這種境界很難達到。我們做一件事，總希望它能成功，而失敗後自然會傷心，甚至遷怒於人。所以，這是修養的問題。

周：讓我再回到惡的問題。其實討論惡，除了對自己外，一般也指對其他人作出傷害，這便牽涉到個人與社群的問題。所以，一個人的幸福，除了個人層面，也牽涉到我們與所屬社群之間的關係。

陳：這 當然重要。人對自己有責任，也對其他人有責任。古人喜歡從兩方面一起說，即個人幸福和道德責任兩者不可分。我雖然是我，但也是社群的成員，所以對社群亦有 責任。我甚至覺得，我與社會的關係，其實是「我」與「我」的關係。為甚麼呢？因為人性之中有合群的特性，所以當我與社群有個合理的關係，則我與我的人性便 有個合理的關係。柏拉圖、康德以至孔子都提到這方面。例如儒家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要通過「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的，而不是彼此 獨立，各不關涉。

現代人卻喜歡將兩者分開。這樣一來，道德便成了一種限制，一重壓力，外在地限制你個人幸福的追求。這等於說，本來我是不願意遵從什麼規範的，但因為社會訂下了一些規則，我才迫不得已地服從。

如 你上面所說，這是個根本的轉變。如果道德是人性美好的表現，那人應該很開心才是。儒家說「好德如好色」，便是說愛道德，就好像喜歡「靚女」一樣；「惡惡如 惡臭」，便是說討厭惡行，就好像討厭臭味一樣。一個人如果能夠這樣，便會處於一種和諧狀態，道德心和慾望之間合二為一，也就會以行善為樂。

周：回顧你的一生，有沒有哪個時刻，自己是十分軟弱，經不起誘惑的？

陳：我真的很幸運，從未遇過什麼大的誘惑。我小時候的生活曾經很困苦，但沒有甚麼誘惑大到令我犯「罪」的地步。

周：或者這與個人性格有關。

陳：這個也是。我的父母對我教育比較嚴厲，所以每當做錯事，我都會有罪咎感。小時候犯了小小錯，便會羞愧得想找個洞爬進去。但我必須承認，那也是因為沒有甚麼大的壓力迫我鋌而走險。

周：這又回到今天討論的主題，即惡、幸福與生命中無從控制的運氣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陳：確實如此。

與陳特先生對談之二：活出生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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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今天，我們想討論生命的意義。讓我從大家都熟悉的希臘神話西西弗斯(Sisyphus)的故事談起。西西弗斯因為背叛宙斯，死後被罰每天要將一塊沉重的石 頭，從平地搬往山頂。幾經艱苦，當石頭就快到達山頂時，卻會不受控制地滾回平地。受盡折磨的西西弗斯萬般無奈，只好重新來過，可是石頭仍然會再滾下來。西 西弗斯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推石上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而回。這個故事，常常被存在主義用來說明生命的荒謬。為什麼荒謬呢？

陳： 我覺得這個故事首先告訴我們，生命中有許多事，都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 我們每個人的出生、死亡以至生活中的很多遭遇，都不是我們選擇的結果。我們被拋擲到這個世界，然後被迫面對命運的安排。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西西弗斯。

對 於生命的偶然性，我很小已有這樣的感受。記得讀小學的時候，我經常考試考前幾名，升中學時也順利地考取了當地最好的中學。那年我十二歲。有一天，我穿著校 服，揹著書包回家，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但行過街角，卻見到小學考第一名的同學正在餵豬。原來他家裡太窮，沒有機會再讀中學。我當時彷如被一盆冷水淋下 來，剎那明白到，一個人無論多麼出色，也不是想讀書便可以讀的。我能讀上去，只因我比他幸運，生在一個家境好一點的家庭罷了。

那件事對我 影響很大，現在想起來仍然很清晰。很多人常常以為，人生很多事都在自己掌握之中，其實不然。以行山為例，在途中你將會見到什麼風景，不是你未開始行時所能 預見的。人的很多遭遇，其實都是這樣。我患癌病的經歷，更加深了我的想法。一個人的自然生命，說得悲觀點，完全是命運的奴隸，沒有甚麼值得驕傲，也沒有甚 麼值得自責。

周： 讓我也談談我的體會。如果西西弗斯是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生物，不懂得問什麼是他生命的意義，那他不斷的推石上山，對他並沒什麼荒謬可言。但西西弗斯不是這 樣。他是一個人，他會思想，有自由意識，他一定會問：面對這一重覆又重覆，永遠沒有結果的徒勞的推石，到底生活有何價值？這是西西弗斯的問題。

我 認為，西西弗斯可以有兩種方式，說服自己這樣的生活是有意義的。第一，他可以認為，他的推石上山，其實是為了達到一個高遠的目標，例如在山上建立一座神 廟。生活的價值，賴於實現一些可見的外在目標。我們的努力，因此不是徒勞的。如果西西弗斯真的這樣想，他一定很快便會失望，因為他的目標永遠無法實現。如 果想深一層，即使石頭不再滾下山又如何？他會推完一塊，再推另一塊。神廟建成又如何呢？他會想建另一座。不斷重覆的處境，其實沒有根本的改變。第二種方 式，是相信生活的意義只能內求，不能外求。西西弗斯會告訴自己，推石這過程本身便是有價值的，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為什麼呢？因為價值是他自己賦予的。只 要他令得自己相信這一切都是自己的自由選擇，令得自己相信自己的選擇很有價值，意義問題便可解決。這種方式好像很輕易，但西西弗斯其實在自欺。他的生命實 際上完全不由自主，他只為自己編織了一個虛妄的自由的世界。

我覺得，西西弗斯的問題，多少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問題──一旦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活某程度上也是推石上山的過程。

陳： 我同意你所說，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西西弗斯。稍為想想我們的生活，便會發覺很多時候是不由自主的，而且也在不斷的重覆又重覆。
因 此，如果要談生命的意義，便必須從人能夠自作主宰那一面談起。這也是為什麼存在主義特別強調人的自由意志。其實不僅存在主義，中國古代儒釋道三家、基督 教、印度教等，都希望在不能主宰的生活之中尋求主宰。兩者的不同，在於存在主義強調生活中沒有任何規範和權威，可以限制我們的抉擇，而古代哲人則嘗試提出 一些客觀的標準，讓我們看到生活的價值所在。他們雖然觀點各異，但卻都認同不斷追求慾望滿足的生活，談不上是一種自我主宰的生活。

蘇格拉 底強調人要追求智慧。但為什麼追逐名利的生活，算不上熱愛智慧呢？因為他覺得這條路錯了，而有另一條路是正確的。耶穌其實也是一樣。耶穌受到撒旦的三個試 探，也是榮華富貴、世俗權力等。其實每個人都受到這些試探。耶穌決定不走一般人行的路，而走另一條路，雖然這條路十分艱難，但真正的生命在那裡。他選擇和 上帝合一，和宇宙萬物合一。他說人要愛上帝，要愛人如己，因為普通的人都行錯了路。

周： 但蘇格拉底及耶穌還是和存在主義有根本的不同。蘇格拉底和耶穌對於什麼是人最後的歸宿，什麼是美好的生活，其實是相信有客觀答案的。人雖然要自作主宰，但不是說凡個人決定的便有價值。存在主義卻根本否認有什麼普遍性的標準，最後一切均由人的選擇決定。

陳： 你說得對。存在主義反對有任何普遍性的規範，反對權威主義，而且反得十分徹底，最後只剩下一個光禿禿的，沒有任何標準的自作主宰的個體。我覺得歷史很古怪 很有趣。人類最初的歷史，是只有群體，沒有個體的。然後在公元前的幾百年，耶穌、蘇格拉底、孔子、釋伽牟尼等思想家出來，全都強調個體的重要性，要人透過 個體的覺悟、良知或理性能力，找到人生的安頓所在。以基督教為例。基督教最初是從反對猶太教的規範主義裡出來的，例如不去聖殿、安息日出來做事，不守各種 猶太教的規矩等。耶穌是十分反傳統的。他不聽從權威的規範，背著十字架，願意犧牲一切去選擇自己的道路──雖然這條路窄而難走。我覺得耶穌表現了他對自己 的選擇的堅持。但到了中世紀，基督教卻變得教條化、機械化、權威化，人的個體性卻漸漸的消失了。

存在主義其實是經歷過二次大戰後，西方社會對納粹主義及蘇聯的共產主義的一種反省和反抗。它的問題在於強調自作主宰，但卻變得過於極端，最後變成沒有任何規範可言。法國哲學家沙特特別強調選擇，但我想他也知道，選擇不可能是一切，也不應是判斷價值的唯一標準。

周： 我覺得存在主義的問題，其實反映了現代社會一個困境。在自由社會，我們給予人的個體性很高的位置，重視人的選擇，但選擇本身並不能解決意義的問題。一個人 選擇行什麼路，過怎樣的生活才有價值，似乎不是一句「我喜歡」便足夠。如果是這樣，生活意義的問題，便會變得很主觀，以致無從談起。我的意思是說，在個人 自主和價值的客觀普遍性之間，似乎有一重張力。

陳： 你的觀察很對。存在主義說，我說它有價值便有價值，因為價值是我賦予的。現代人，包括很多歐美的倫理學家，都說價值是主觀的。這的確是個問題。西方知識論 的傳統，最關心的如何找到確定的知識，即確定到不可以否定的知識。但這個要求過於嚴苛，因為即使在自然科學裡，不同學科的知識的確定性便各有不同，社會科 學便更不同說了。理由也不難理解，因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死物，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的行為。

但在人生哲學的領域，我們並不需要找一個2 +2＝4的價值標準。這有點像駕車。駕車師傅通常會教我們一個安全駕駛的標準，但每個人的駕車方式，其實都有少少不同，只要不太離譜，通常都會安全。我的 意思是，人的生命可以容許很多空間。孔子在《論語》中的很多教導，都是因人因情況而異；孟子講仁義，最終也要講「權」，即要考慮實際情況。這樣說，並非抹 殺價值的客觀性，而是說我們有一套大概的指引，這套指引可以因人而異。這些人生的指引從那裡來呢？根據過往人類的經驗。例如幾千年前柏拉圖說民主不好，但 幾千年累積下來的經驗，卻告訴我們民主較不民主好。當然，我們無需抽空的說民主是絕對的好。我覺得人生的價值，社會的規範等，都屬於這一類。

周： 回到一個較為根本的問題，為什麼自我主宰這麼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不見得每個人都很珍惜個人自主。

陳： 如果一個人的所有事情都並非他所能控制，那生存是為了甚麼呢？有一次，我做手術前，在病房旁邊躺著排隊，沒有人理會我，自己又動彈不得，有點像任人宰割一 般。進入手術室，醫生給我打麻醉劑，整個手術的過程，什麼都不由我決定。我當時想，如果我一生都是這樣，無論給我多少榮華富貴，都沒有意思。

周： 西西弗斯最大的不幸，是他不可以選擇。而人最大的幸，是在種種限制之中，仍然有選擇的空間。

陳： 我想這是人性的要求。人有意識，便一定渴望自由。人最基本的意識，便是希望主宰自己的生命。

周： 這點我完全同意。我愈來愈覺得，人意識到自己是一自由的個體，這點十分重要。我們之所以會追問意義的問題，之所以要努力擺脫各種內在外在的宰制，說到底，是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自由人。如果我們不在乎自我主宰，很多價值便都變得無關重要。

陳： 所以我說人從群體中慢慢發展出個體的意識，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大突破，這等於人從動物的世界走進人的世界。

周： 上面我們談了自我主宰對人生的重要性。但我想再回到西西弗斯的問題。我剛才提到，西西弗斯可以有另一種方式，來肯定生活的價值，那便是靠完成一些外在的目 標來肯定自己。 我覺得，我們大部份人都是這樣。生命就像攀山一樣，攀過一座，再攀另一座，直至老死。所謂的蓋棺論定，便是數一個人攀過多少座山。當然，很少人會覺得自己 是西西弗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推的石頭不會滾下來。但我有時想，這又如何呢？即使石頭不滾下來，即使越堆越多，最後還不都是付與斷井頹垣？人生如此短暫， 且不說那不由已的，即使是由己的，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每念及此，我便有無窮的徒然之感。

陳： 這感覺我以前也有，我想讀哲學的人都會有。但你可以這樣想。我雖然很渺小，但始終也是整個宇宙的一分子，而每一分子都有自己的角色。石頭有石頭的角色，水 有水的角色，各樣東西合起來，便構成一個美的有規則的宇宙。人和石頭一樣渺小，但人有人的角色。人懂得思想，石頭卻不會。當我回望過去，發覺自己很享受自 己的角色，那便夠了。還可以怎樣呢？我成全了整套戲。我的落台成全了其他人的上台。有人上台便要有人落台，如果沒有人落台，大家一起擠在台上演？這也不可 能。

周： 剛才在討論的開始，你談到那位考第一名的同學的遭遇。一個人的一生，似乎總是在個人努力和外在環境及運氣之間掙扎糾纏。人可以如何面對這種掙扎？

陳： 這兩者的張力的確很大，人也總要不斷的掙扎。就此而言，人生是無可奈何的。即使一個人有很好的修為，這種張力也不會消失。人有時必須要承認自己的軟弱及限制，了解到不是所有的壓力，人都可以承受得起。

周： 承認自己的限制的下一步是甚麼？

陳： 下一步便要放鬆，不要執著，盡量學會寬恕、謙卑。

東： 回望過去，你會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陳： 我一生所做的事，主要不外兩樣。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做學問。我學問雖不太好，也沒有什麼著作，但自覺一直有進步，也可以從紛雜的困惑中，找到一些見解。教 育方面，我已盡力做好我的本份，反應也不算太差，學生也一直和我有不斷的交流。我所做的工作，是我自己尊重和享受的，因為教育本身便有價值，它能令人與人 之間有交流，分享彼此的人生體會。我想很多哲學家和我一樣，會認同溝通是文明社會很重要的一環。

我的一生，既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又享受自己的工作，也得到其他人的認同，所以我很知足，沒有什麼遺憾。

與陳特先生對談之一：體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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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哲學三十年，啟迪學生一代又一代，終以自身走近死亡、親炙死亡的體驗為生死作出詮釋，是哲學教授的哲學人生，凝重又輕盈的句號。

陳特教授簡介

生於一九三三年，五十年代受業於錢穆、唐君毅、牟宗三諸位國學大師。六十年代初曾任《中國學生週報》社長。其後赴美取得哲學博士，六九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哲學及宗教學系。

陳特教授在中大任教逾三十年，深受學生歡迎，尤其是他教授的「哲學概論」，啟迪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大人。陳特教授亦擔任崇基宿舍舍監近二十年，積極獻身於書院的通識教育及學生活動。

陳特教授在一九九零年患上癌症，徘徊生死十二年，卒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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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特先生對談之一：體驗死亡

按：本文原刊於《明報》（2004年7月29日，D8）。得周保松先生的同意，上載於此。特此鳴謝。

訪談：周保松、陳日東

執筆：周保松

日期：2002年10月24日

地點：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周保松（以下簡稱周）：陳生，今天我們打算討論死亡。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天會死。但為何一般人都很避忌這個問題？

陳特（以下簡稱陳）：我想一般人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人年輕的時候，總被很多東西佔據，例如戀愛事業等。但當一個人年紀愈來愈大，同輩的人一個個慢慢地走了，死亡便變得很近。

周：死亡常給人很不確定的感覺。它什麼時候要來，我們似乎無從預測。

陳：存 在主義最喜歡談不確定感。那也是對的，例如你看報紙，發現一個你認識的正值盛年的朋友，突然間消失了，你一定會很震驚，覺得死亡很近。只是人們平時覺得世 界很有規律，一切均可按計劃行事。例如有些行政人員，日記密密麻麻，把一年後的工作也定好了，但卻很少想到，生命其實十分無常。

周：人為什麼會如此恐懼死亡？

陳：最簡單的原因是人的本能，人有求生的本能。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例如不捨得現有的東西。人有時並不是怕死，而是怕失去某些東西，例如親人事業等。當然，還有錢和物質享受。一個人掙扎了一生，忽然間一切化為烏有，不是如此容易接受。

周：我覺得，死亡最難令人忍受的，是那種剎那間由存在變為虛無（nothingness）的感覺。我不太能接受，自己突然間從這個世界消失，而這個世界仍然存在。就好像你本來是一場球賽的參與者，卻不由自主的被迫永遠離場，但球賽繼續進行，觀眾依然興高采烈。

陳：這 是存在主義，特別是海德格，喜歡談的東西。Nothingness的感覺，我有親身感受。十二年前，醫生說我患了癌症。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以為自己即將 要死，真是天昏地暗。那種感受真的像海德格所說，世界好像突然流走了。整個本來很確定的世界，變得完全失控。我當時在崇基運動場上散步，覺得生命所有的凝 聚力，一下子都被打散了，生命變得異常空虛。海德格說的nothingness，也不是說沒有東西。世界仍然存在，只是你覺得很不實在。那種感覺很不舒 服。

周：我未體會過這種感受。但每想起死亡，常令我有種強烈的荒 謬感。我本來和世界有種很親密的關係，我活在其中，投入其中，包括我所在乎的人，所為之奮鬥的人生計劃。但當我要走了，世界其實一點也不會變。它還是它。 你原本以為自己很重要，以為明天起來，仍然是其中一分子。但剎那間，世界和你便再沒有任何關係。那好像是一種徹底的決裂。人，在此意義上，完全是過客。

陳：對，這種決裂的感覺，令你自己及世界好像全部變得空了。當然，世界仍然存在，花仍是花，草仍是草，但它變得沒有意義。

周：你當時除了覺得很不實在，還有什麼感受？

陳：我當時第一感覺便是這個，其次才想到生命還有什麼責任要負等。當時真的是頭暈，但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我教了那麼多年哲學，理智上當然知道死亡沒什麼大不了。但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那種恐懼感，卻不是自己控制得了。但我想這不是偶然的，很多人都會有。

陳日東（以下簡稱東）：往後心理的轉變如何？

陳：我轉變過很多次。我覺得每個階段，都值得說出來給你們參考。我是基督徒，雖然我與普通的基督徒不同，但我仍然相信世上有神。所以知道消息後，下一個反應便是問上帝，問為何這樣不公平。如果上帝愛世人，為何要我得這絕症？這是第一階段。

然 後我接受了一輪治療。在這十二年中，我醫治過好幾次。但在一年半前，我再度復發。最初以為是胃痛，但痛得冷汗直冒，連止痛藥也無效。在劇痛中，我感覺到異 常恐懼。當一個人最痛的時候，真是坐立不安，六神無主。那時我才明白，原來世界上可以依賴的東西，都沒有用。我們常對自己的氣力意志學識聰明等充滿自信， 但面對身體的極度折磨，人真是完全無能為力。一個人身體虛弱，心靈也會跟著虛弱，思想理智都起不了作用。

後來有人問我，我說我像大海裡的小船，風平浪靜的時候，我想去哪裡便去哪裡，一切成竹在胸。但暴風雨來時，卻變得完全無能。這感覺其實與死亡也有關係。真的是時候到了，你便要走，什麼東西也阻擋不了。

東：有沒有想過自殺？

陳：雖 然醫療過程很痛苦，但我從沒想過自殺，可能我求生意志很強。但真的有無能為力的感覺。這感覺，和我常說的基督教?的一個重要想法很有關係，那便是人其實一 無所是，沒什麼值得驕傲。你以為值得驕傲，其實只是因為你好運。用我剛才的例子，因為風平浪靜，你才以為自己很有辦法，可以把握一切。但其實力量聰明才智 都經受不起考驗，當壓力大到不能承受時，人便會崩潰。所以基督說人要謙卑，便是這個道理。

周：你最近的復發，和十二年前第一次知道患病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陳：很不同。第一次的感覺很表面。那些頭暈、世界流失的說法，其實是面對死亡時的自然反應。但後來的反應便深入許多。我說的無能為力、一無是處，其實也是一種nothingness。我們平時總覺得有東西可以試，人才會感到真實。但當沒有東西可試時，人怎得真實？

東：痛苦的時候你會想到什麼？

陳：那時我痛得太厲害，便想辦法分散注意力。我對自己說，不要再想哲學吧，於是想找佛經看，但結果也看不下去。我當時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裡面談及許多蘇東坡面對的人生困境，例如他如何被排斥、被流放。我想如果他可以熬過去，我也可以。

周：剛才你說的是第二個階段，下一個階段怎樣？

陳：接 下來的階段，是我接受了兩次化療，但最後都失敗了。化療很辛苦，好像有大卡車壓下來的感覺，我當時很希望付出的代價會有收穫，但可惜沒用，因為腫瘤雖然縮 小了，但無法根治。而且化療有個弊病，便是之後很難再用藥。那時醫生已用了最好的藥，但沒有效，我真的很失望。我祈禱時便問，天主為何沒有眷顧我。

直 到有天大清早，我一個人在校園散步。那天天氣很好，晨曦之下，草木青蔥，花開得燦爛，大地充滿生機。見到和暖的陽光，我突然間領悟，這如斯美好的宇宙，並 沒有因為我的病而變。它仍然生機勃勃，教人愉悅。我當時想，如果有上帝的話，他便是宇宙的主宰，他不會因為我一個人而改變宇宙的規律。萬物有生有死，有起 有落。因為有生，所以有死；因為有死，所以有生。一如沒有一朵花的凋謝，便沒有另一朵花的盛開。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成就了我，我亦成就了宇宙。人的死 亡，其實反映了這一規律。我怎可要求宇宙的主宰，因為我一個人，便違背這規律？我為何只站在自己的立場想，而不站在宇宙的立場去想？

一 旦想通，我之前的抱怨便不翼而飛。這是一個很美、很舒服的心境。世界始終如一，而我生於其中，順其道而行。我和宇宙，合而為一。因此，我不再同意存在主義 將死亡談得那麼孤獨可怕。我開始覺得，死亡沒什麼可怕，因為一個人的死，成就了其他東西的生。如果宇宙只有生，沒有死，它便不可能繼續。這種想法，對我來 說，是很大的的轉變，雖然其中的觀念可能在內心埋藏了很久。自此之後，我便通了。但那不是概念上的通，而是真實生命的通。

周：你是否認為，即使你消失了，仍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

陳：不是。我是否繼續存在並不重要。從整體來說，世界只有一個。只有分開你我他，才會有不同的獨立的世界。但如果合起來看，其實是一個整體，無所謂你無所謂我，而是彼此成全。有時是我死成全你生，有時是你死成全我生。在這意義下，你我的生命是分不開的。

周：這不易明白。

陳：這其實是莊子的想法。莊子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只有這樣，宇宙才能不斷的生機勃勃。如果你執著於不要死，不想和世界分開，結果是全部東西都會消失。我們說死亡是分開，只因執著於個人，看不到宇宙是一整體。

周：但在一個強調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這種想法不太能令人接受。對於很多人來說，我是我，他是他，彼此沒什麼關係。

陳：我的說法很不現代。但如果按你所說的方式去想，那是死胡同，人面對死亡時便會真的很寂寞。

周：換個問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看死亡會否很不同？

陳：我 雖然是基督徒，但對於afterlife不是太關心。我對於afterlife抱懷疑主義。對於未曾經驗過的，或不可能經驗的，我不太容易相信；尤其要我 將自己所有信仰都寄託在那?，我更加做不到。一般基督徒都用afterlife去解釋死亡，我卻喜歡用莊子。但我不覺得這違背了上帝的意思，因為我沒有懷 疑上帝不是宇宙的主宰。

東：一般人只從負面看死亡，但面對死亡時，它可以給予我們什麼嗎？

陳：最大的收穫，便是幫我們更了解生命。存在主義說得對，人要面對死亡，才懂得面對生存。我們平時體會的生命，都很虛浮，常以為自己很重要。往往面對死亡以後，人才會發覺以往所做的，其實並非十分重要。走過死亡的路，人才明白何謂生。

周：那你覺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陳：人 最重要的，是過你想過的生活。你想得到的東西，是你真的想要的，是值得你尊重和享受的。我們常說敬業樂業，好像是一種外在的要求，其實不然。一個人不能敬 業樂業，他便不幸福，生命便會空虛。一個人的生命，表現在他所做的事上。你如果不尊重自己的事業，便是不尊重自己。一個人幹什麼行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要尊重及享受自己所做的。

周：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便是活出自我？

陳：對。連自己都沒有，還談什麼？人必須愛惜自己。總要先愛自己，才能愛他人。這不是自私，而是一切的基礎。愛自己不是說要有很好的享受，而是自愛。不自愛的話，那不可能愛人，而只是依賴人。

周：你覺得哲學，可以幫助我們處理這些人生基本問題嗎？

陳：我 覺得哲學有助處理這些問題。唐君毅先生曾告訴我，讀哲學並非學究性的，而要和生命有關。所謂愛智慧，首要是解決生命的問題。所以我喜歡的哲學，無論儒釋 道、基督教、存在主義等，都和生命有關。有人說存在主義已過時，我不同意。哲學哪有過時不過時？哲學只分有用無用，與潮流無關。讀哲學應該要有體驗，然後 讓體驗跟學問一同進步，只著重學究的哲學家沒有用。

周：談了那麼多，我覺得，面對死亡，其實是要學的。

陳：對。面對死亡是一個需要學習的過程。

後記 /陳日東

因為保松的關係，我得以見證一位存在主義者如何迎接死亡。

陳特先生多年前教授的知識，我不學無術，大多遺忘了，唯他在一節導修課中，以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名著《牆》，來講解死亡和荒謬，我至今未忘。

在這篇小說裡，主角目睹不同人面對死亡的表現，透視出自己內心的真切感受。現實生活中，當死亡迫在眉睫時，我們又會如何？

陳 特先生向我作出最佳示範。縱使他沒有明言，但這示範是一次最好的身教，比任何哲學書對我都重要、都有意義。誠如他在遺作《生死徘徊十二年》中所言，他死前 的十二載，是充滿挑戰的困難時期，也是他哲學生命的收成期。經過病魔的百般摧殘，在最後的幾次見面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人。他用閒話家常的語 氣，跟我們談生死、善惡和愛情，並細說從前，緬懷故人和舊友；言談間，一舉手一投足，都顯露謙謙君子的風範。若不知就裡，從表面種種來看，誰也看不出他身 罹絕症，飽受病痛的折磨，而且距死不遠。試問世上有多少人，可以在死亡逼近時，仍保持如此雍容的氣度？

蘇 格拉底曾給哲學下了一個定義———死亡的準備。現今頗多哲學門生，長期寄生於象牙塔內，膜拜學術權威，迷信名牌理論，凡事引經據典，以艱澀為高深，以遠離 群眾、遠離生活為高尚，早已忘本。陳特先生對此，沒有具體的批評，他只是用含蓄的方法，向我們展示，哲學是怎麼一回事，提醒我們，不要和荒謬的世界同流。

先生在其「哲學概論」的第一課，總會這樣說：「『哲學』的本來意思，是『愛智慧』。」先生自然熱愛智慧。然而，先生並非智者，用「智者」來形容他，是一種冒犯。智與不智，是人間的分類方法，怎適合他？

人生，是一場艱苦的仗。要打好這場仗，不單要做一個不屈的戰士，更要做一個優雅的紳士，像先生一樣。

與陳特先生對談──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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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短週的星期六，我總不敢遲起，因為這是我遊覽我家「後花園」的僅有的機會。

每當踏進後花園上山時，總覺得奇異。在我身後有我經常身處的原居民村落，還有中產私人屋苑、居屋屋苑、公共屋村、商場、街市、巴士站……但在我身前的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那裡有晴朗無雲的藍天、青蔥山幽、菜田果園、風聲、鳥聲、流水聲……還有還有，愉悅可親的晨運客，悠然自得的狗狗。

生機處處，教我愉悅，甚至留連忘返。頓時覺得平日的煩憂，不是什麼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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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行山，尤其當我走到小山澗處時──一處總會令我留連片刻的地方，總會想起陳特教授──一位我素未謀面但已遽然辭世的哲人。

這 年年初，我經歷一段心力交瘁的日子。現實逼使我思考生死，敲問生命的價值。某天，當走到小山澗處時，帶著抱怨的我，又再次想起當時經常思考的問題：為何人 要經歷痛苦？當時也經常思索基督宗教問題的我，又不禁問：假如造物主存在的話，為何衪忍心讓我們經歷痛苦？聽著流水聲，我突然想：如果造物主是存在的話， 在我們周遭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不是祂的恩賜麼？為何不視我們的經歷──無論是美好和痛苦的──為恩賜，因為如果我們懂得反思和珍惜的話，我們從中必有得 著？面對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渺小的人又何必執著於自己的意願？

於是，我開始學習以「盡人事，聽天命，隨遇而安」之心，面對周遭發生的任何事。

後來，得閱友人周保松先生的「與陳特先生對談」和陳特教授的「生死徘徊十二年」（刊於《崇基校友》，2003年3月號，第8至11頁）。我感到莫名的感動。感動不單是因為陳教授的博學篤行，也是因為原來我在小山澗處，曾與他在思想上有一點的偶遇。

要強調的是，我不是想透過陳教授的經歷，推廣什麼「堅毅勇敢、生命鬥士」教育。陳教授勇於對抗頑疾、對死亡處之泰然固然可敬，同時我們也需理解其他處於絕境的人的訴求。

或 許，我對陳教授敬佩是源於他平靜安詳的心靈。在陳教授離世前兩個月，保松和陳日東先生與陳教授對談。後來保松告訴我，他與陳教授談天時，雖知他病重，但不 知他已是末期，且基本上已放棄用藥。因為他一直很開朗，一直都談笑風生。陳教授在「生死徘徊十二年」中也說「心靈的平靜安詳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福 份，它甚至比生存更重要」（p.10）。他又說，「可以做的盡力做，不輕言放棄，但同時準備迎接一切可能發生的事」（p.11）。他，真的做到了。

陳教授的言行和我自身的經歷令我想到：我固然希望父母能長命百歲，福壽康寧，但我更希望他們能以平靜安詳的心靈，面對任何事，包括孤寂和死亡。然而，我一直都不敢告訴他們我這願望，看來以後也不會告訴他們。

後來，得知有些朋友或曾與陳教授共事，或受教於他，或聽過他演講，或每早遇見他跑步，令我培感與陳教授相逢恨晚。惟盼日後能在他方與他相遇，甚至能如保松般與他促膝長談。

保 松將那次與陳教授的對談，加以整理，並將之分成四篇，分別是「體驗死亡」（原刊於《明報》，2004年7月29日，D8）、「活出生命的價值」、「論惡、 幸福及生命之偶然」及「師友雜憶」。徵得保松的同意，我將於日內將這四篇對談陸續上載，以表達我對陳教授的敬意和懷念。在此，也衷心感謝保松的慷慨分享。

重溫．過去．美好

師父在今晚加開了一課，主菜是我和他在三年前完成的研究，作為與同學們的討論個案。難得有這機會再嚐上師父的課的滋味，便跑去旁聽，就連錯過同屋在伙炭的表演也在所不惜。

雖然課堂在六時半才開始，但我一小時前已到達上課的地點──聯合書院，一處我讀書時經常留連的地方。

發覺很多地方改變了。或者說，很多地方都變得豪華了，失卻了過往因樸素帶來的親切感。當我走進豪裝了的圖書館還書時，腦裡浮現以前圖書館的陳設。書還了，便匆匆離開，放棄原先在圖書館閱報的計劃。

雖知在大講室外的吊鐘早就不存在，但仍在那裡懷緬一番。在那處記起以前下課時人手敲出的噹噹聲。

不過，有些地方仍舊不變的。

走進那久違了的講室（當然是豪華了），重拾以往上課的感覺。

在講室裡重溫在1999年11月11日播映的星期四檔案。忘記了我已看過多少遍，但仍記得師父和我如何由這影片構思成一個研究項目（當然，很多都是師父的鬼主意，那時我多只是唯唯諾諾）。看到影片中我們曾到過的地方、某些我們曾訪問過的人物，既親切，又遙遠。原來，時光不經不覺地，就這樣過去了。

師父偶然站在我旁邊講課、與同學討論，我的頭幾乎要九十度角向上擺來看他。這個low angle，未能令他成為遙不可及的偉人英雄。因為他對待學生，仍然是那麼親切和熱誠。看看他的notes，依舊是佈滿剪報，但那絕不是年年翻抄使用的舊聞。因為他總能就今時今日在我們周遭發生的事情，從有別於主流角度（有時幾近匪夷所思）理解、分析、提問，來挑戰和訓練學生的思維。對於同學們的提問和挑戰，他仍如以往一樣，飛快地報以簡易而有說服力的回答。

只能說，很久沒有上這樣精采的課了。

神奇嬰兒

每逢星期二晚八時半，我會扭開電視看Pearl News Magazine。雖然這節目掛的是明珠台，但賣的卻是BBC的影片（我也不明白箇中因由）。這節目常以不為人所留意的事情為題材，包括在俄羅斯高壓統治和俄軍橫行下車臣平民的生活（同屋看後為車臣平民作了一首歌，但好像未完成……）、在泰國販毒而被重判以及等候死刑的外國囚犯、赤柬統治結束後的柬埔寨等。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Pearl News Magazine的題材是：神奇嬰兒（miracle baby）。

莫因「神奇」一詞便以為「神奇嬰兒」是指天智聰敏的嬰孩。 其實，「神奇」含奇蹟生存的意思。「神奇嬰兒」是指過早出生－－在母親懷孕後廿五週或以下（即早產三個月）－－的嬰兒。

影片有一處是很震撼的：這些早產嬰孩，很細小，很脆弱，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來形容。嬰孩會醫護人員放入一個膠袋中，然後被安置在細小的氧氣箱內，滿身被插滿喉管，接受深切治療。他們的存活率非常低。

不過，醫學越進步，越多的神奇嬰兒能活下來。

然而，神奇嬰兒的父母和主診醫生的最大兩難是：究竟應否讓神奇嬰兒活下來？

原因是：終生殘疾，包括大腦麻痺、生理殘障、失明、耳聾、學習障礙等，很大機會出現在神奇嬰兒身上。最可怕的是，這些殘疾大多不能在嬰兒剛出生時發現。一群英國醫生正跟進1995年在英國出生的神奇嬰兒的成長，當中有一半的小朋友在兩歲半便受到生理殘疾的困擾。而且，四成的小朋友有中度或嚴重的學習障礙，而男孩有習學障礙的比率比女孩的高兩倍。

可是，數據只能令醫護人員和父母知道神奇嬰兒的成長和人生很大可能是相當困難的，但不能告知誰會有終生殘疾，誰沒有。節目中引了上述研究中的四個差異例子：一位女孩正健康地成長，入讀主流學校（雖然，我看不出她是一個愉快的女孩）；一位男孩自小便進行過多項手術，滿身疤痕；一位男孩有嚴重的學習障礙，對人異常冷漠，並經常被人欺負，他的哥哥似乎是唯一與他真誠溝通的人；一位男孩則患有大腦麻痺症，不能走動、不懂說話、無從表達自己和與別人溝通，需由父母廿四小時照顧。

神奇嬰兒剛誕生後，往往能在醫院獲得悉心照料。然而，他們離開醫院後，便成為了社會忽視的一群－－雖然他們大多患有終生殘疾，並需要社會的支援。隨著社會福利的緊縮，壓力日益卸落在照料患有終生殘疾的神奇嬰兒的親屬身上。

壓力的最大來源可能是懊悔。神奇嬰兒剛剛出生時，父母大多極希望醫護人員能令嬰兒存活下來。但當發現子女患有終生殘疾後，特別是嚴重殘疾，他們的父母不得不痛心地承認：但願子女出生時的一切治療從沒開始過。

過往，醫護人員為能拯救早產嬰兒而感到自豪。現在，他們開始反思：這是否值得？

在2002年，荷蘭通過全國性法案，除特殊情況外（節目沒有清楚說明何謂「特殊情況」），醫護人員不再為懷孕少於廿五週降生的嬰兒提供任何治療。

這法案固然會引起爭論了。包括：它是否剝奪理應能健康成長的嬰孩的生存權？

或許，我們再次要問千古以來不斷重覆的問題：生命何價？生命的意義何在？

BBC有關神奇嬰兒的資料

那些逝去的情感－－周保松先生給熊一豆的信

熊一豆：

您好！朋友轉來你的文章， 我翻來覆去的讀了好幾次。我每天與文字為伴，但很久很久沒有讀到那麼令我觸動的文字。我突然明白，為什麼我這篇不經意寫下的東西，會令你如此觸動。因為， 我們這一代，其實有很多相同的回憶和感受。你文章說的種種，我都能明白，都能體會。而這些記憶，隨著歲月流走，加上生活的各種壓力，平時都被壓在人心的最 底層。所以，記憶一旦被勾起，感受一旦有共鳴，整個人便突然被拉回過去，找回那許多令人悲欣交集的片段。

讀到你的文字，同時也讓我明白， 我們這些新移民的記憶，這麼多年來，一直被有意或無意的壓抑了。我們很多人，由來香港那一天起，便拚命的學做香港人，拚命的盡快擺脫新移民的身分，拚命的 學講最純正的廣東話。畢竟，做少數，總是不易的。我記得中學時，每次在班上答問題，我的口音都會引起哄堂大笑。也許正因為此，你文中所談的記憶，從來便不 會浮現在公共空間之中。那都是每個人私下最隱密的回憶，自己也不願勾起。而隨著歲月過去，香港回歸，中國崛起，以及自由行的出現，許多東西也在微妙的轉 換。香港人對自我的理解和肯定，也在緩緩的調整。

環境變遷，足以改變一個人的記憶。我當年在大陸的十多位朋友，那麼多年來，一直保持聯 絡，每年都會從四面八方到廣州一聚，在珠江邊喝一晚的酒，聊一晚通宵，懷懷舊，談一些平時無法和人分享的東西，然後四散，各回各的生活。十多年來年年如 此。但我已很多年沒回故鄉──雖然現在只用八個小時的車程。故鄉已非昔日的故鄉。在現代化的摧殘下，整個小鎮變了樣，失去了昔日的寧靜與樸素。昔日的學 校，昔日的老戲院，也都不再存在。記憶，只能存於腦中。我每次回去，在鎮上徘徊，便像一個陌生人，愈尋覓，便愈將記憶在心中一分一分的削減。而這，是我不 願的。

我當年根本不知自己要來香港。還很記得，那是一個下大雨的黃昏，我放學回家，媽媽說，過幾天便要去香港。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哭著 大聲的說：「我不去！」，然後冒雨衝出家，在街上徘徊。說來有點難以令人理解，因為大部份人聽說可以來香港，都是歡天喜地的。我一直以為我是異數，想不到 你也有類似的心情。

那天臨別，是黃昏，很多同學到車站送我。我哭了，三十多個同學，男男女女，也都哭了。車站候車的人，都用詫異的眼光看 著我們。如今歷歷。有同學送我一瓶從江中裝來的水，也有同學送我一包泥土。我後來回去，每次離別，都是黃昏，都要一個人坐一整夜的車才到深圳。我真是嘗盡 了柳永筆下那種「多情自古傷離別」的滋味。那時交通不便，通訊也不便，根本沒有打電話這回事，一年最多也只能回去一兩次，有的便只有通信。有好幾年，我天 天收信，天天寫信，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收十一封信。這些信，都是十多頁長。真不知那時那來那麼多的東西說。這數千封的信，我都放在家中床下沒扔，但也不曾 打開重看。

我說這些，倒也不單是為懷舊。我是想說，人有些情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和某種特定的環境特定的生活有關。當科技發達帶來很 多方便，當物質生活豐足到某一程度，很多情感（例如「離別」這種難以言喻的傷感）便很難再有。我有時便覺得，我們曾經有過的那種很純粹的友誼很純粹的情 感，並不是在香港這樣的環境長大的人容易體會的。這沒有輕視之意。因為，香港這樣的環境，也會產生另一些情感。

我看過侯孝賢的《戀戀風 塵》好多次，也常常在深夜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聽這部電影的Soundtrack。我覺得侯孝賢很明白這種感受。《戀戀風塵》其實說的也是這樣的故事：環境 變了（從五十年代台灣樸素的鄉村到台北這大城市），多純真多兩小無猜的感情，都會隨之而變，隨之而逝。而這卻很無奈，因為感情的變動，其實不是人的主動的 選擇。人心之變，是只有變了才意識到。但那往往太遲了！

人心，會損。人情，會薄。在那不受控的環境當中。

拉拉扯扯，不覺間說了些十多年來沒和人談過的東西。謝謝你的文章，令我明白一些我自己一直不明白的東西。

祝
安好
周保松

周保松：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

這是友人周保松先生所寫的一篇文章，一篇令我很感動的文章。某天我冒昧地要求他讓我上載這篇文章，他爽快地答應了。在此衷心感謝。

文章本於十一月廿一日以匿名形式上載。讀者們的回應令他很感動，便著我公開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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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

昨天深夜醒來，四周漆黑寂靜，鬧鐘滴答如火車隆隆。久久不能復眠，思緒糾纏拉扯，串連起來的，竟是一些關於「我是誰」的困惑，並勾起自己作為一個大陸新移民的一些記憶。遂記下來。

我 的身分困惑，由我踏足香港那一天開始。我一九八五年來港，當時十二歲。我生於農村，家裡相當貧困，但每天放牛捕魚打柴，童年過得相當愉快。七歲後，我出到 家鄉的小城鎮讀書。記憶中，那些日子都是陽光燦爛，不曾為考試煩惱，亦未懂為前途擔憂。二零零零年仍很遙遠，而我卻深信不疑，那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日子， 而我屆時仍然年青，前途自然一片光明。

移民香港，對我來說，是噩夢的開始。

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步北河街鴨寮街的地鐵站 出口。當年的鴨寮街，較今天更為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拖著重重的行李，一步一步的在香港人中間擦過。抬頭上望，只見到高高的唐樓的縫隙之 間的一抹藍天。那是我從未見過的的天空。如此狹隘。我和父母在北河街安頓下來，住的是幾家人擠在一起的板間房。我們的家只有八十方呎，房間用木板再分為兩 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上層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一不小心便會撞頭。躺在床上，天花板便好像要壓下來似的。

對於物質生活的 匱乏，我不以為苦，亦不知為苦。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因為無從比較。我接觸的都是新移民家庭，背景相若，根本不知香港小康以上人家如何生活。直到多年後， 我和一班同學去一個住在「又一村」的同學家中玩，才知道一個人的家可以如此大如此奢華。苦的，是精神上的孤寂。生活中所有美好的東西，剎那都消失了。沒有 朋友，沒有鄰居，鄉音濃濃，一開口別人便知你是「阿燦」。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不是香港人，別人也不當我是香港人。我第一次明白故鄉的意義，知道原來在家 的感覺是那樣的好。

那一年的夏天，悠長復悠長。白天，我一個人在鴨寮街遊蕩。晚飯過後，我和父親到當時尚未填海的深水步碼頭散步，用我僅 有的在大陸政治課上學到的東西，拚命的和父親辯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的是說服他可以讓我回家去。深夜，我彎著腰在床上給故鄉的朋友寫信。那種無處話淒涼 的感覺，至今歷歷。

八五年九月，我入讀大角咀的高雷中學。該校只有一層樓，地下及附近都是五金店舖，噪音迫人。我們一班五十多人，七成是 新移民，其餘的多是他校「踢」出來的本地學生。我們這批新移民學童，來自五湖四海，家境相似，人均純樸，很快便自成一個社群。我們有心向學，卻不知從何學 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相差太遠，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事實上，由我們踏入香港開始，便沒有政府及教育機構，教 導或幫助我們做一個香港人。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對自己的前途茫無頭緒。而我們的父母，那種異鄉人的感覺，一定較我們更為強烈。他們忙於「搵 食」，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對我們愛莫能助。

我們自生自滅。

我們於是只得互相尋求認同，聯群結隊，活在一個屬於自己的小 小世界。我們整日在遊戲中心留連，在桌球室找樂，在星期六花十元去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那班人，不乏天資聰穎之輩，但中三畢業後大多便已出 來工作，能夠讀大學的，寥寥可數。他們不少很早便已結婚生子，停留在社會的底層，然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多年來，我很少聽他們抱怨過。大抵大家不曉得抱 怨，又或早已接受這是自己的命。香港是個移民城市。過去幾十年，卻一直瞧不起大陸人。早來的，又會倒過來歧視遲來的。香港人對自己的肯定，真的不知有多少 是建立在對大陸人的優越感之上。

我直到一九八七年轉入何文田官立中學讀中三時，才慢慢開始體會香港的好處。何官的校園環境好，老師也好。 最重要的，是學校有所不錯的圖書館，附近又有九龍中央圖書館，讓我可以在書海中馳騁漫遊。但由於何官是一所中文中學，卻帶給我另一重挫折。上到中四，我才 知道中文中學的學生，無論成績多好，都只能報讀中文大學一所大學。港大科大浸會理工，均與我們無緣。但這不是因為我們成績差，亦非因為我們的英文程度低， 而僅僅因為我們是用中文讀書寫作。

我從來不抗拒自己新移民的身分，也很少為此而自卑。甚至可以說，這種身分反為令我發奮，因為我知道，除 了讀好書，我一無所恃。努力讀書，是肯定自己的唯一方式。我當時讀書成績不錯，但那種用中文讀書便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實在壓得我和很多同學透不過氣。我們 當時當然不知道，這是殖民地政府慣用的手段：透過矮化我們的母語，削弱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認同。

我的經驗告訴我，語言從來不只是一種外在的 中性的溝通工具。它在最深的心理及價值層次，影響我們的身分認同以及看世界的方式。語言，影響我們的存在。那種作為中中學生的原罪感，切切實實地傷害我 們。它令我們活得很不快樂，活得沒有自尊自信。而作為新移民，箇中體會又深一層。因為我自小便喜歡中國的歷史文化，嚮往的儘是《封神榜》、《三國演義》、 《西遊記》以及金庸筆下的俠義世界，而很多寂寥時光，是靠消磨李煜、李清照的詞來尋找慰藉。現實世界卻告訴我，這些東西於我的前途，一點用處也沒有。

時 隔多年，在從英國殖民地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政府七年後的今天，在種種有關母語教育的討論中，中中學生依然備受歧視，用中文讀書，依然低人一等。而母語 教育的成敗優劣，往往以能否改善學生的英文能力作為指標。世界如此荒謬。重視英文，學好英文，是不需要以歧視和踐踏自己的語言文化為代價的。當一個學生自 小便喪失了對自己母語的自信和熱愛，他失去的，不是某種求生技能，而是某種「在家」的感覺。它可能令很多人在長長的一生中，成為文化上的遊子，無家可歸； 它可能令我們無法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一份溫情和敬意。我甚至懷疑，欠缺對自己語言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對我們真切了解西方文化不僅沒有幫助，甚至反成障礙。

我 是直到進入中文大學，才漸漸開始有種「在家」的感覺。我以前一直以為，這是因為中大校園環境優美及與同學老師相處愉快之故。直到最近我才體會到，真正原 因，也許是當時的中大，仍然存在一種重視自己的語言及文化的傳統。在學生會，關心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學術上，古今並重，中西兼讀更是哲學系的基本要 求。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我好像找到一個立足點，尋得一種文化上的認同，不再為自己的身分問題困擾徬徨。

我來香港已經十九年。我不再是大 陸人。回到故鄉，我只能說半鹹不淡的鄉下話。新移民的身分，對我不再有大的意義。但我又無法說自己是道地的香港人。每次走在大街上，我依然若即若離，覺得 擦肩而過的人，和我半點關係也沒有。。即使是七一遊行，數十萬人，雖然在集體地做一件事，我也是感覺一個人在行。行完，散去，我又回到自己小小的世界中 去。我不屬於任何團體，也不覺得和其他人在一起。這令我有點困惑，所謂的香港人身分，除了身分證上的「永久居民」外，對我還意味著什麼？我有時甚至有點懷 疑，到底有沒有所謂真正的「香港人」。

我的家人仍然住在深水步。每次回家，我都會從北河街鴨寮街出口行出來，間或會想起久遠的那一片藍色 的天空，想起那活得苦澀狼狽的日子。夜幕低垂，霓虹燈起，看到那三三兩兩的從大陸來的性工作者，我心中悵然。但我感激香港。早在我可以在圖書館中自由自在 地讀書時開始，我已覺得香港好。十九年前移民來港，不是我的決定。如果真的讓我再選一次，我想我還是會選擇來。當然，那也許只是因為我來的時候，香港還很 「好景」，而我個人的路幸運地沒有那麼崎嶇而已。

噪音合作社之無法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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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日不落之聲播放的是收錄在噪音合作社第一專輯（2002）的無法無天。這首歌是送給爭取居港權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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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 千縷髮絲細細洒落
人權法理 破碎一地
願風兒把髮絲送到天邊
問問天 天理何在
告訴 我 某天骨灰終會團圓
告訴 我 滿月兒只為別人而圓
告訴 我 骨肉相親是個特權
無法 無天 無法 無天 X2

哭 憤怒滿眶剌痛思念
團聚法理 肆意踐踏
若分離的是你 問你可否
矇著天 睜眼說 謊
告訴 我 某天骨灰終會團圓告訴 我 滿月兒只為別人而圓
告訴 我 骨肉相親是個特權

無法 無天 無法 無天
無法 無天 無法 無天

******

相關歌曲 : 那晚讀的詩
http://www.smrc8a.org/8Fcd/front.htm

本想加上有關居港權的網址，但今晚總是去不到那些網頁。日後補上。

殖：去與不去

最近，就著龍應台和陳雲的文章，以至港足大敗，與朋友有一些討論。我們的焦點是香港的身份問題。星期六寫了一個關於「殖」與「去殖」的電郵。一邊寫，一邊努力地梳理心中的思緒。

*****

的確，英國殖民政府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對中國國民意識及本土意識。然而，這不代表香港缺乏本土意識、身份，也不代表香港需要，甚至可以「去殖」－－依我理解，「去殖」似乎是指要抹掉、摒棄、貶斥英國統治時期的一切（雖然我仍然疑惑這是否是龍應台的意思）。

在六十年代起，本土意識在戰後出生的一代間蘊釀。他們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出生、成長，視香港為家。「香港人」這身份隨之出現，香港本土文化：電影、音樂等也興起，由香港人寫的香港史亦開始出現，甚至香港的國際地位也是這時開始冒起。

因此，香港的獨特身份、文化，是英國統治之下蘊釀出來的。嚴格來說，香港在英國人來之前，是沒有歷史和文化。起碼，英國人來之前，根本沒有「香港」這地方。

殖，是香港的起源。無論殖有多壞，它必然對香港的身份有重大的文化意義。因此，殖是香港身份的必然部份。那麼，我們需要，甚至可以，去殖麼？

現在，特區政府和中央便很努力地去殖。他們要香港人忘記殖民歷史，為洗掉殖民歷史恥辱而高興（對我來說，六四可能是更大的國恥），他們要香港以祖國為本。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然而，其結果將是：香港將失掉本土意識，沒有自我。這也是現時統治者想要的，因為他們要香港臣服於政治現實，乖乖服從。

可是，香港就是不能完全融入祖國。雖然現在本土意識在新一代似乎越來越模糊了，眼見香港快要投入祖國懷抱了，但在另一邊廂的中國能真正容得下香港麼？香港，總是被「另眼相看」。結果，香港進退失據，兩邊落空。這就是我現在的感覺。

因此，「去殖」可能比「殖」更危險。

*****

寫畢電郵後，腦裡閃出一句話：「親娘不及養娘大」。（好不要臉！）

朋友告訴我：上海的導演很討厭香港人！（似乎是非常正常的一回事……）

朋友又說：一國兩制行不通的，港獨吧！（知其不可而為之……）

後來，我得閱一些比我年紀小、正就讀大學的同學對陳雲文章的一些感想。閱讀的時候，覺得有趣，同時忍不住暗嘆：「原來他們是這樣想的！」因為他們對文章、對香港的閱讀角度，跟我的很不同。他們的文字給我很深的印象是：香港在他們心目中，似乎是白紙一張，沒有歷史、文化、價值和身份。

我和他們有很不同的閱讀和觀點，背後又反映了什麼呢？

之後，朋友又提出了：所謂「殖」，是什麼意思呢？香港人又有多自覺殖的存在及其隱藏的問題？最後歸結到羅永生所提出的「奴性意識」：最成功的統治，或許是能夠令人不知不覺地做了奴才。

身處於永遠是殖民地的香港，香港人的身份實在太複雜，恐怕想昏了也想不清，因此暫且不說了。

回「港足大敗的文化反省」兼概論陳雲的「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

看到資深球迷朋友貓寫了一篇「港足大敗的文化反省」，我又湊湊熱鬧，寫下我對這場球賽的感想。

記得看到馮堅成報導港隊以七比零大敗中國國家隊時，當下心中打個突，還旋即說了一句：「打假波！」

這快速的判斷（可能是魯莽的）是因為港隊如何不濟，也沒有太大可能給人數七粒；最要命的是，中國隊如何神勇，也沒有太大可能能數人七粒！

在電視新聞看到這很攪笑的入球：某國足（寫到這裡，我掙扎了一輪，其實用「中國隊」好，還是「國家隊」好，最後我還是用了「國足」：字少兼易打）球員在禁區外傳中，禁區內有三名港隊後衛，但他們居然同時走甩在他們身後的三名國足前鋒！當球傳至其中一名國足前鋒時，這三名港隊後衛才猛然醒覺：咦，原來後面有鬼！但捉鬼捉得太遲了，因為球已入了網。以我看足球的十幾年經驗（趁機吹牛）來看，守衛如此鬆散的情況實屬難得一見！

朋友在文中對同組過往賽績的精心分析，再進一步印證我和他的「魯莽的判斷」。港足大敗國足這場賽事，恐怕是繼歐盃瑞典打和丹麥、合力踢走義大利後，最大的「默契波」疑雲。

香港這昔日的亞洲足球王國，居然淪落到如斯田地。香港足運幾乎已經降無可降，球員價值已低無可低。如果默契波論是真的話，港隊能如此這般大開門戶，任人魚肉，香港足球、球員的價值真的無從說起！

更可悲的是──朋友的文章說得很好──「香港」這身份已被中國大陸撕毀得支離破碎。香港的足球，是為祖國而踢；香港傳媒的報導，是為祖國報喜／報憂。更甚者，在文化意識身份上，香港想依附中國，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嗎？對不起，你永遠是異鄉人，起碼上海、北京容不下香港。

（同時，我也想到，一場足球比賽能有如此能量令人聯繫到國家民族、政治身份背後的文化意義。不過這恐怕是有點離題了。）

文章至此，想起昨天看了陳雲在《信報》刊登的「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一文。我尚未完全梳理我對這文的感覺，但基本上我是同意陳雲說「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因為，「殖」，是香港的起源，因此也絕對是香港身份不能或缺的一部份。事實上，當我看到龍應台貶斥英國殖民統治的文化政策時，我心中有點不是味兒（日不落……）。

然而，陳雲的文章，也不見得令我很舒服。

不舒服是因為我是很喜歡龍應台的文章，也欽佩她對香港現況的分析。然而，陳雲卻在文中批評龍應台「熱心野火」；她在「香港，你往哪裡去？」一文對香港文化政策的種種質疑、提問、建議，包括去殖和民主理論，則是「昧於現實政治，流於生拉硬套……匆匆論斷……鸚鵡學舌，無的放矢」。

不舒服也是因為陳雲沒有說服力的論據──有朋友說他只是在偷換概念。他為西九龍辯護的論據、列舉「開放理性」和「律令嚴明」的香港政府過往的文化政策、研究項目，從我親身的所見所聞看來，以至宏觀地從香港文化發展的現況看來，是一籮籮失敗的政策和研究──如果它們不是令人苦笑的笑話。對於陳雲指「原址保存與否，要視乎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周遭環境和社區共識而定」，我是同意的，但恕我不能相信我們的政府是從這思路處理中環舊司法建築群、有意識地分析什麼「第一波」、「第二波」，亦不能相信「警政或獄政的史家」的定奪對我們的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我不認為我們的政府是「開放理性」兼「律令嚴明」。此外，雖然經濟急速發展、土地需求殷切、環境壓力大等是事實，但卻不能因而合理化舊蹟不能保存。至於陳雲說「龍氏鼓吹的民選政府亦不一定尊重舊物，反而有時會因為要開徵政費、彰顯政績、大派福利等原因而更為強勢開發」，這與中共以至反對民主的人叫我們不要爭取民主、叫我們順從政治現實的一貫語調無疑，我也不想花時間反駁什麼。

不舒服更是因為我不喜陳雲的結語：「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到。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如果龍應台是滿腔虛火，陳雲則是太輕描淡寫，自話自說了。假如香港真能如陳雲所說這般灑脫，陳雲、龍應台以至我的朋友和我根本就不用寫這些文章。香港並非一艘在海闊天空之下自如行舟的帆船，而是被一群金權掛帥的達官貴人所掌舵，致使現時香港在大海中四顧茫然。如果真的「任他八方風雨」，恐怕在「時來運到」前早已翻船了。因此，我們還得需要一團火來提點這班達官貴人。

或許是因為最近我的火氣很猛，所以才說了以上那番話。

Thus Spoke Said／薩依德如是說

Said
Originally uploaded by wychan.

在剛過去的星期日，讀了Edward Said的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知識份子論》）(1996, New York: Vintage Books)一小部份。

我覺得很感動。感動不單是由於Edward Said對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和功能作出動人的描寫，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就是他所寫的、倡議的貫徹實踐者。

然後，我想起我經常身處的地方的所見所聞……

Extract /節錄 :

"Intellectual is an individual with a specific public role in society that cannot be reduced simply to being a faceless professional, a competent member of a class just going about her/his business. The central fact for me is, I think, that the intellectual is an individual endowed with a faculty for representing, embodying, articulating a message, a view, an attitude, philosophy or opinion to, as well as for, a public. And this role has an edge to it, and cannot be played without a sense of being someone whose place it is publically to raise embrarrassing questions, to confront orthodoxy and dogma (rather than to produce them), to be someone who cannot easily be co-opted by governments or corporations, and whose raison detre is to represent all those people and issues that are routinely forgotten or swept under the rug. The intellectual does so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principle: that all human beings are entitled to expect decent standards of behaviour concerning freedom and justice from worldly powers or nations, and that deliberate or inadvertent violations of these standards need to be testified and fought against courageously." (p.9)

"There is no question in my mind that the intellectual belongs on the same side with the weak and unrepresented..... At bottom, the intellectual in my sense of the word, is neither a pacifier nor a consensus-builder, but someone whose whole being is staked on a critical sense, a sense of being unwilling to accept easy formulas, or ready-made cliches, or the smooth, ever-so-accommodating confirmations of what the powerful or conventional have to say, and what they do. Not just passively unwilling, but actively willing to say so in public." (p.17)

Thus spoke Said.　

薩依德如是說。

日不落之聲正式啟播！

很難想像，世間沒有音樂會是怎樣。

我不懂作曲、不懂唱歌、不懂玩樂器……簡單來說，我是音樂白痴。這大概是我生存廿多年至今最遺憾的事情之一。

我只能用我耳朵，用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接觸音樂。

音樂是永遠聽不完的。就算是同一張專輯，同一首樂曲，每一次聽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覺和體會。

今天因著思存的悉心指引，我終於可以將Radio Blog放上來（版面的右邊），讓我能夠與到訪的朋友分享音樂（說穿了其實是在滿足自己）。 特此鳴謝！

也就是說，日不落之聲正式啟播！

精選曲目賀台慶

精挑細選，我選了Coldplay的Don't Panic為開台音樂。無論是多麼不如意，每當聽到 We live in a beautiful world一句時，我都會心頭一動－－雖然我總覺得它是反詰語。

Don't Panic對我來說也另有意義：它是我的結他師父教導我的第一首樂曲（希望不是唯一一首…… ）！

因此，今天特別揀選了我珍藏的Don't Panic（師父演繹教材版），以表我謝師之意！

Bobby 悲秋風

無錯，又是Bobby，全村最得我歡心的狗狗。

今早我見到牠的經歷，不得不寫。

我每次出門上班，總會經過Bobby的狗窩。

如平常不同的是，牠今天沒有自由行，而且已經老早從籬笆伸頭出來，等候路過的村民給牠幾秒鐘的玩兒。
如平常一樣的是，牠的樣子仍舊有點悶悶不樂，大概是因為牠經常獨自一狗吧。

我逗了牠幾秒鍾，便要離開了。

然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我一轉身，卻聽得Bobby的嗚嗚哀鳴－－這些聲音，只會多從樓下慘被困多時的黑白仔和黃仔聽見。我忍不住轉頭看看Bobby，但我還得要走呢。再走幾步，牠越叫越大聲。牠被困的身子同時不斷擺動，但籬笆依然屹立不倒。我不忍，於是回去安撫牠。

Bobby畢竟不能給飯我吃。我儘然不捨，但無論如何也要上班去。我放手走去，牠又哀鳴了，但我只能轉頭擺擺手向牠道別。

然而，牠的哀鳴　，越來越大聲。就算到了村口、巴士站，我也能聽得見……

今早起來，心情還算不錯，總算是晴朗的一天。
但沒有自由的Bobby的哀鳴，令我感受到吹來的秋風蕭蕭愁殺人。

斌仔

最近思存就《星期日檔案》關於斌仔的特輯，寫了一篇「為誰而生？（記斌仔）」，引起一番討論，很值得一看。

我亦有參與討論。以下是我剛才的留言（在思存版上的留言，有些錯漏，以下是修訂版）：

縱觀這幾天來我接受到的訊息、身邊人的反應，其實大部份人是支持安樂死的（或者我的圈子小吧）。

當然，斌仔一事，除了談安樂死之後，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考慮和思考。而談安樂死，還需要很多前設……恕我不能在這裡詳談。

只想說，這個社會很可笑。明明有一大班人贊同，兼有合情合理的理由，但這些聲音總被壓下去。

有些人甚至可能說，算吧，安樂死無論如何也爭取不了。請你珍惜生命，做生命鬥士。

我突然間很討厭這些人，說大局而定、大勢所趨，跟住舉白旗，然後叫其他人不可「知其不可而為知」，同時奚落「知其而不可而為知」的人是不識趣，愚不可及。這些可憎的人當中．當然也包括叫人不要對抗中央爭取民主的人。

可笑的是，很多「歷史偉人」往往卻是因為他們「知其不可而為之」而被受稱頌。

我想問這班扯白旗的人：被強姦的人，是否不可以叫「不」？相反更要知情識趣地，與強姦者一起越快樂越墮落？被強姦的人叫「不」，是不是「知其而不可而為之」，不識趣兼愚不可及？

The Cure

thecurelive,
originally uploaded by wychan.

The Cure 是我久不久會找出來聽的樂隊／樂手之一。每次或有不同的發現。

這星期便時常聽他們。我最喜歡的還是他們八十年代初及中期的作品，特別是Charlotte Sometimes（1981）。有點出奇地，我更鍾愛Catch（Paris Live版）－－每次我聽到這首歌，我都會很平靜。

這次聽他們的最大發現恐怕是：

聽他們的Lovesong（1989），除了可以想起情人之外，想起亞媽，其實都好得……

whenever I'm alone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home again
whenever i'm alone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whole again
whenever i'm alone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young again
whenever i'm alone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clean again
however far away, i will always love you
however long i stay,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atever words i say,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這是一個我頗喜歡的The Cure Non-official website: The Cure: Stiff as Toys and Tall as Men

忘記伙炭，還談什麼西九龍？

「伙炭」的新聞稿已經發了兩周，辛苦經營的一場藝術家工作室開放計劃至今還是「零」報導。Guggenheim 與龐比度還沒有登陸香港，西九龍還未成為歐西HighArt殖民地，便已聽不到看不見本土藝術家在建制與市場的縫隙之間自食其力，要與大家分享的成果。何局長高調唱好創意城市，廣邀國際當紅明星，我們的創意工業卻被打入冷宮。未見棺材先打八十大板─是土產藝術家爛泥扶唔上壁，抑或我們都將成為龍應台手上的薑花，在灣仔的市場行將湮沒？我是七字頭的一代，接手「伙炭」連累街坊一樣跟我做「七字頭無位上的一代」。等不及一切塵埃落定在晴朗天再出發，唯有發多一次新聞稿，希望打開「零」的突破。

以上節錄自「伙炭．工作室開放計劃2004」新聞稿。詳情

「伙炭」開幕派對

贈慶兼籌款：開幕當晚舉行大排檔派對
日期：2004年11月26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8時
地點：火炭 山尾街大排檔
贈慶嘉賓：發生社 /Blue Thunder / Amabel Liu /SM 混音
票價：每張餐卷100元正
購票方法：由阿麥書房代理

Bobby ~

bobby
Originally uploaded by wychan.

今早終於在Bobby晨運自由行時段見到牠。

那時牠在嗅著居所旁的花和草。我輕聲叫了牠一聲：「Bobby ~」牠便踱步過來我身邊，讓我享受觸摸牠那柔軟和出奇乾淨的毛毛的感覺，牠則很高興地嗅我－－當時我很高興，所以主觀地「屈」了牠也很高興……

然後我和牠一起跑了一段路呢！開心死我了！

可惜今天沒有相機在身。只好拿出牠那趣怪的舊照回味一下。

關於另類媒體的一些思考（同是「文化實踐工作坊」的作業）

遲遲未能完成關於另類媒體的作業，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一直被好幾個問題困擾著。而且，我不想只為做作業而做作業。相反，我希望自己能釐清這些問題後，才著手完成這篇短文。因此，遲交功課，也在所不惜…… （藉口？！）

面對的首要問題當然就是導師黃孫權提出的作業題目。第一條題目是「你接觸過的媒體中有沒有你認為是『另類』的？是什麼媒體？為什麼你說它是『另類媒體』？」第二個題目是「選擇任何一個另類媒體，討論它如何再現性別、年齡、階級與族群。與主流媒體有何不同？」

我最能夠應付的是第一條題目：《捌A報》、《基大行腳》、《錄影力量雙週報》、《眾融頻道》等是我所知悉的本地另類媒體。《捌》是學聯社會資源中心（俗稱8樓）的報刊；《基》是基層大學的刊物；《錄》是錄影力量的電子報刊；《眾》是街頭廣播電視台，由8樓和錄影力量合作推出，它有些片子可以在《錄影力量雙週報》的「公共空間」中找到。 我說它們是「另類」，是因為它們基本上符合常見的對「另類媒體」的定義，例如非追求利潤；有鮮明的政治和社會取向；閱聽者與製作人是互動的，甚至製作人、故事中人和閱聽者的身份是重疊的；觀點來自民間；收入獨立於商業團體；強調民主決策過程……

定義似乎是很清晰的。然而，其實不是。我曾經與朋友討論香港的另類媒體。每一次討論開始後不久，便陷入一個迷思：另類媒體（有時討論中段會用了「獨立媒體」一詞）往往與小眾製作、聽／看的媒體劃上等號。事實上，我以上所舉的四個媒體的班底，其實不少是重疊的，甚至媒體閱聽者也是差不多。媒體的收聽／收看率低原因可能是媒體關注議題及所持觀點比主流大眾的基進，也可能會是因為媒體沒有足夠人力物力攪宣傳以至製作，致使知名度、可及性和吸引力低。不過，假使閱聽者和製作人越來越多的時候，媒體需要整合和平衡的利益就會越來越多，權力關係也越來越複雜，橫向、參與式的運作模式亦難以進行。

再者，其實區分「主流」和「另類」的意義何在？我想，它的最大意義在於給閱聽者一個參考指引：某媒體的政治取向、編採方針、可信性等。然而，單憑區分「主流」和「另類」並不足夠，閱聽者還是要就每一個媒體的背景、運作等自行作出判斷。況且，正如Alvar所說， 我們選擇媒體的時候，大多並不是取決於它是「主流」還是「另類」，而是它的內容、取向是否符合我們的需要和口味。

關於第二條題目，本來我最初想以《錄影力量雙週報》 為例子，因為最近總算在那裡寫了點東西。後來又覺得《眾融頻道》 更值得寫，因為它直截了當推一台影視器材到街上播放獨立映像，挑戰公共空間的使用，製作人親身落區與群眾接觸。其實，我曾就此與一位參與其中的朋友傾談。不過，我還是決定不會詳細分析它。原因是：我沒有親身走上街頭看過《眾融頻道》 。事實上，當構思這文章的時候，我方才發現：一直以來，我從沒有好好認真細心地看過以上我所舉出的另類媒體。 因此，在上文，我只能說這些媒體是我所「知悉的本地另類媒體」，而不是「熟悉的本地另類媒體」。這使我反思：為什麼呢－－雖然這些媒體以至它們的製作人就在我身邊？

想了一大輪，其實我還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答案。就這些媒體的內容、取向、形式等，它們與我的理念、生活方式基本上沒有很大衝突。以Alvar的觀點來看，我應該很熟悉這些媒體才對。但為什麼不是呢？

或許，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也可能導致「另類媒體」的受眾比較小－－現時我們能接觸到的資訊太多了，有時人們連主流媒體的資訊也趕不及消化。問題又來了：為什麼人們往往傾向先消化主流媒體的訊息？我的經驗是：因為主流媒體的訊息來得直接、簡約、濃縮、易懂。很多時，我不主動去找，主流媒體的訊息也自動出現在跟前。相反，我要花很多時間篩選、閱讀、理解另類媒體的訊息。因為這些訊息的內容往往很在地、很分析性，風格也很迴異，水準亦很參差。你可能會說我和其他人很懶，但是人們在這繁忙的世代裡，有時不可不懶！例如，我也很想細閱民間記者計劃的每一篇文章，但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實在使我有心無力！

這使我想到：接受主流媒體是危險的嗎？絕對是，如果閱聽者只毫無批判、反思地單靠主流媒體理解社區、國家和世界。同理，我們也不能毫無批判、反思地全盤依仗另類媒體理解社區、國家和世界。

事實上，在課堂到日常生活接觸到關於「主流媒體」和「另類媒體」 的討論所給我的印象是：主流／大眾／財權往往被認定是不好的；另類／小眾／民間則被認為是一條光明的天地和出路（有時有「殺出一條血路」之感）。這恐怕是一個簡約的本質二元論。其實它與一般人對大眾文化被認為低檔，精英文化被視為高尚的看法沒有很大差異。從事文化研究工作者、民間工作者等經常批評這類二元論述，但為什麼往往又道德化和神聖化另類，矮化主流呢？

另外，對主流媒體批評多基於從supply side的角度去看：專業新聞從業員如何不濟、扮作客觀中立……反擊方法便是另類媒體不嫌主觀偏見，秉持民間多元角度報導分析。我固然不會否定另類媒體作為「守門者」的角色，甚至我很欣賞另類媒體工作者的自省意識。然而，我們可能更要進一步demand side去想：為什麼閱聽者多傾向主流媒體（上文對這問題有一點討論）？這其實有點諷剌的－－主流媒體的擁護者很多也是另類媒體所重視的「民間」。然而，其實主流媒體的閱聽者是否只是被動地受到主流媒體的「荼毒」？還是，媒體內容形式等是媒體與閱聽者的互動結果？閱聽者在閱讀主流媒體的過程中有否創造些什麼（類似De Certeau提出的consumption as secondary production）？我想說的是，閱聽者固然對另類媒體的製作有相當影響力（因為他們可以直接參與製作），他們對主流媒體的製作同樣也有影響力。因此，閱聽者如何看、如何聽是相當重要。我想，現在的問題是大多閱聽者欠缺批判和反思。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又能做些什麼改善這現象呢？

在剛過去的星期天， 我出席了牛棚書展中《（另類）媒體與香港生活價值講座》。我很同意一位台下觀眾的發言：他指出另類媒體其實良莠不齊。看另類媒體，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和耐性。因為在另類媒體中的十篇評論，九篇可能只是謾罵，只有一篇比較像樣。同樣，我也想說，主流媒體也有良莠不齊。主流媒體中，固然有差劣的製作，也同樣有不少我認為是優秀的製作。 因此，講者王岸然完全否定新聞從業員、主流媒體的言論，恕我不能認同。

在此，讓我嘗試比較主流和另類媒體對牛棚書展和《（另類）媒體與香港生活價值講座》的報導和評論為例，理解他們的「表現」。主流媒體方面，電視不會報導是預料中事。報章呢？哈哈，坦白說，剛好這兩天沒有時間看報章，所以就此沒有分享。那就讓我集中在另類媒體吧。我在不少blog以至In-media (HK) 均看到有關牛棚書展和《（另類）媒體與香港生活價值講座》的報導和評論。如我所料，這些報導和評論均是相當正面的。可惜，對我來說，它們有點不盡不實。例如，關於講座的報導和評論給人的印象是：這講座內容很豐富，很有啟發性。不過，我沒有這個看法。相反，講座令我有點失望。事實上，我有好幾位朋友（當中有參與另類媒體製作）中途離場。我想，講座最值得批評的是：它沒有觸及「香港生活價值」這議題，更莫說將另類媒體扣連到香港生活價值。講座中，馬傑偉提到的視角文化很有趣，似乎能給另類媒體一個可行的建議。可惜他和整個講座沒有再深化這方面的討論。此外，他提出主流媒體不善，另類媒體則脫離群眾。本來想細心聽他的解說，可惜他又沒有詳細解釋這觀點。另外，有點好笑的是，每當我看到關於牛棚書展的報導和評論，我不期然想起星期天，我一位在牛棚擺檔的朋友用咪高峰持續狂喊「牛棚書展好X悶呀……呢兩日我幾乎悶死啦！」讀者可能會批評我：為什麼不寫篇文章到另類媒體，批評它們對牛棚書展和講座的「失實」報導？好的，現在可說是做了吧……

我想再談談另類媒體的形式、組織運作和內容。先談形式。最近，我與一位同學初步構思，辦一份天水圍地區報，對象是區內的婦女、失業者、老人等多留在社區裡的人。有同學看了我們的初步計劃書後，認為地區報比另類網絡媒體更實在、更有具體且在地的社區網絡及對象。我想，網絡媒體和文字媒體的特質不同，故有不同的對象和效用。在過去三課有關另類媒體課堂中，我深深體驗地網絡媒體的潛在力量：由於電腦和網絡技術日趨普及，操作越趨簡易，人們比以前容易地、低成本地以DIY形式建立自己的網絡平台。虛擬網絡也提供一個有快捷、打破地域、時間、輩份等界限的空間，給予能在線的人們發聲、討論、連結。然而，網絡媒體並不能取代傳統的文字媒體，起碼在短期內。首先，國與國之間、社區之間以至社群之間的數碼鴻溝是不容忽視。例如，我相信網絡媒體不太適合於我和同學構思的地區報的對象。另外，有具體且在地的社區網絡和對象的好處是：媒體工作者比較容易與對象接觸，相關行動也比較容易看得見，捉得住，摸得到，來得切切實實。而且，要推動社會目標，往往最終離不開看得見，捉得住，摸得到的社會網絡和行動。因此，虛擬網絡的公共空間不能取代物質（physical）的公共空間，但這已是另一議題。

其次要談的是媒體的組織運作。當我和同學構思地區報的時候，也會參考另類媒體的組織和運作模式。例如：以橫向溝通方式發展、製作者與讀者互動合作、舉辦民間記者合作社和讀者會等。但後來發覺，自由民主發佈是有限度的－－這也是IMC網站遇到的問題。例如，我們曾設想：如果記者或讀者寫的稿件的取向與我們的理念有衡突（如歧視新移民），怎麼辦呢？結果我們暫時決定，一旦有這樣事情發生，便要作平衡報導。另外，我們又考慮過如何決定誰能成為報章的記者呢？他們是否需要「培訓」？我們最後決定設立記者合作社，盡量以橫向而透明的互動交流模式來減低由上而下的權力問題。然而，明顯地，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一樣，存有「誰倡導」（who advocate）這類權力關係。只是，另類媒體似乎有比較強的批判和反思的意識。

最後想談的是內容。在另類媒體的課堂上，曾討論過blog成為個人網上日記的現象。當時我倒感到有點尷尬。回想當初，因為看到越來越多朋友有網上日記，自己有時也喜歡寫點東西，所以便成立自己的Blog。有人給回響、與我討論固然是好。但就算是沒有，也沒有所謂。現在，我仍然認為寫日常生活，未嘗不可。日常小品不但怡人，也是有社會性的。難道我們對事情的看法不是從日常生活體驗出來的嗎？ 一位擁有Blog的朋友說過，在這時代，人們真正能夠表達自我的渠道，似乎越來越少了。Blog就成為了他表達自己的平台。天天寫佳人才子戀愛日記固然使旁人難堪，但硬要人人寫社會議題也是令人難堪的。

終於完成了這篇文章。以上觀點，很多是寫的時候才想到。或有混亂和謬誤之處，請指正。

雞精

剛才開始做作業前，跑去喝一支雞精。

喝的時候，想起一件往事：

有一次喝雞精，心中突然冒起一個疑問：其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

於是看看盒子，上面寫著－－

Ingredients 成分：
Essence of Chicken 雞精
Natural Caramel 天然焦糖

咁……

噪音合作社之勞動者靈歌

noise
Originally uploaded by wychan.

熱心的同屋又建議將噪音的歌放上來。

好吧好吧。本人很樂意的。

如能收到廣告費更為樂意。不過，我不好意思提出，因為這裡的點擊次數是……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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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合作者成員

Sally　　低音結他
Billy　　結他／唱／單簧管／笛
潘志雄 　鼓／唱
基基　　結他／唱
Bono　　結他／低音結他／programming／編曲
阿班　　結他／唱
林靜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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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屋推介

噪音合作社第二張專輯（2004年5月出版）中的＜勞動者靈歌＞ :

曲／詞：凡人
唱：林靜

我的身體在延綿　躺息於樓房骨架內
城市景觀的錯落　石屎沙土中緊閉　埋著我的故事

每一口吸入塵毒　再呼出盈利的數值
隨著價位的上落　年度煙花中揮霍　燃著我的呼吸

背彎隱隱在呢喃　電算機蠶食生命
沉重背包肩膀上　勞損筋骨的深處　藏著我的辛酸

是我身體在陳詞　痛斥這繁榮虛與偽
離別暗黑的角落　勞損身心相擁抱　仍是你我不屈

淚水點滴凝聚　沉澱著年月的重力
無論夢境多破落　靈魂始終風中唱　勞動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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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令噪音合作社成員驚訝不已的評論：噪音合作社 by 黃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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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噪音合作社的專輯有興趣的朋友，請留言。^^

SM混音

與一位同屋談起對SM混音和噪音合作社似乎很有興趣的思存。同屋建議將SM混音的網頁直接寄給他。我說不好，放在我的blog上吧，他會看到的。當時我內心也想，其他人（雖然到這裡來的人不會太多）也會看到嘛。

這位熱心的同屋是誰呢？請試在SM混音網頁中尋找他的名字。他也是我的結他老師，好像是……唉，這件事，不提更好。

In-media (HK) & Citizen Reporter

In-media (HK) （獨立媒體（香港））開始運作了。

還有Citizen Reporter（民間記者）－－一個文章上載速度往往比我閱灠速度要快的blog。

隨緣連結上思存

偶然到了思存．記憶回收筒的blog。毅然發現，我的blog出現在它的「隨緣連結」中。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blog出現在別人的連結中，感覺很有趣。也能透過這些連結，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的經驗感想。

在辦公室，抖一抖，飛快看了幾篇文章。當中：

「地鐵『同站出閘附加費』之雜感」：很有趣。因為剛好上星期四，有朋友恨恨然告訴我被地鐵「陰濕」扣錢的經歷。

「SM混音」：思存說「不知道這班我不認識的人現在怎樣了」。偶然我會遇見到他們。他們仍埋頭做自己的東西。

一篇blog文的消失

最近一位朋友在《明報》看到一篇令他很有感覺的文章，於是將它轉載到他的blog，中間穿插了一些感想。

有一天，朋友發現這篇文章不見了！文章不單在對外界面消失了，連編輯版上也沒有它的蹤影！

這篇轉載的文章，你在何處？

也不知我這篇「爆料」文章，會否將會無緣故消失了？

＜往牛棚的途上＞與＜我的父親母親＞

我已經兩星期多沒有寫東西了。忙碌和思緒凌亂是原因。另外亦是因為一篇要上blog的功課還沒完成（快要完成了……），故有點不好意思寫其他東西……

不過，今天想起很多東西想寫下。時間關係，只能寫下兩件。

＜往牛棚的途上＞

載我到牛棚的，是一輛沒有冷氣、沒有roadshow的舊式巴士。

巴士在深水（土步）穿插。

久違了巴士的轟轟聲掩蓋隨身聽的音樂以及坐巴士被風吹亂頭髮的感覺。

坐在上層的我，從旁邊和車頭打開著的窗子，仔細看著外邊殘舊的樓宇和在這社區穿插的人們。

感覺活像身處在一輛觀光車。

有多少人會記得這些殘樓舊宇也是這「國際大都會」的一部份？一個基本部份？

在牛棚也遇到一些事。不過，這留給我自己好了。

＜我的父親母親＞

最近慎重地考慮到國外留學的可能性。對於家境不是太富裕、家有兩老且優柔寡斷的我，這是一項困難的抉擇。

今早終於向父母透露這個考慮。媽沒有說什麼，只是說如果拿到獎學金的話，就不要放棄機會。她還說我不用留什麼給家，也不用擔心什麼，她和爸自會處理。條件是時限三年；學成之後，千萬不要樂不思蜀，留連忘返，務必要回來。

媽說得很灑脫，但也聽得她幽幽的道：「三年，其實很長呢。你要去的，就快點去。學成時，老爸已經七十幾了……」爸則在旁邊陪笑著。

那時，我不禁眼濕濕。其實現在也是（不得不說，我是很眼淺的）。

在晚上，媽主動向我說：「如有機會，莫要放棄。家裡的事，不用擔心。你只要凡事盡力而為。」

我原以為最令父母憂心的是財政問題。但原來父母最終考慮的依歸，還是我。

我知道父母以往因為我所受的勞苦。我們也共同經歷過困難的日子。現在我有能力供養他們，大概是他們最安逸的時光。

所以，我實在不想因為我要完成自己某些願望，而斷然令他們承受財政和心靈的重擔。

因此，雖然籌劃出外的事嚴格來說還沒有開始，成事的機會也尚不可知，但是每想到可能要離開兩老一段不短的日子，心總是覺得很難受。

今晚《星期日檔案》談及老死，媽很用心地看。我知道她在想什麼。

關於生命與死亡，待日後有時間再分享。

這刻只想說，過去我曾經愛過很多人、事、物、地，現在也愛著一些人、事、物、地。不過我最愛的，大概還是我的父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