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唱反暴力歌？！

有人將布殊的聲音巧妙地作sampling, 造就布殊翻唱U2的Sunday Bloody Sunday，perfect！

消息來源：Alvar

關於血染星期天：史上有三次血染星期天　－

第一次在俄國: 1905年1月9日，20萬工人在神父加邦（George Gapon）帶領下在聖彼得堡冬宮前向沙皇請願。請願的內容最主要是經濟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資與每天工作十小時。滲透的孟什維克黨員趁機加上政治要求，即言論自由、議會民主、與土地歸農民。結果軍隊開鎗鎮壓，死一千餘人，傷兩千餘人。群眾把憤怒發洩在沙皇身上，卻不知沙皇不僅沒有下令開槍，而且當時本人根本不在聖彼得堡。但整個國內外輿論都一概指責尼古拉的殘暴。

其餘兩次是因北愛獨立運動而引致。一是發生在1920年11月21日。英軍為了報復愛爾蘭共和軍刺殺13名英國臥底特務，在位於愛爾蘭都柏林（Dublin）正在進行足球比賽的Croke Park向群眾開槍，擊斃了14人。

二是發生在1972年1月30日。1968年支持北愛獨立的天主教徒發起民權運動，成立北愛爾蘭民權協會，致力廢除英國歧視天主教徒政策與條款。此運動遭親英的新教徒反制，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在1972年1月30日，英軍在北愛Derry槍殺了十三名示威群眾。

沖涼︱人生大小事︱貧富

獨立廁所、馬桶與社會「進步」、貧富的關係已經是老掉牙的題材了。

今天一位朋友的電郵，進一步提醒我洗手間與貧富之間的關係。

他談及的是浴缸、沖涼模式。社聯最近就貧富懸殊－－朋友形容它為既老掉牙但又重要的議題－－的討論，令他想起一位仁兄對浴缸的看法。話說，這位仁兄說：「企係度沖涼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打了突的一伙兒便問這位仁兄：「你係點沖涼呢？」這位仁兄理直氣壯地說：「當然是用浴缸啦」，然後反問一伙兒：「乜你地唔係架咩？」一伙兒便答他：「我們是住公屋的」。這位仁兄打個突問：「乜公屋冇浴缸架咩？」然後一伙兒無言而對。

看完這充滿黑色幽默的真人真事後，我立即在屋中找我媽，問她：「以前住木屋時，我們在哪裡沖涼，解決人生大小事？」 當時我年紀還小，對這些大小事沒有什麼印象。

亞媽說：「沒有呀，只是求其間個空間，做廚房同廁所囉。」

我疑惑道：「咁個煮食爐未會濕囉？」

亞媽說：「車，你估o個時有水喉俾你嚮度周圍ｘ咩！（註：ｘ唔係粗口，只係我唔識寫，大家估下啦！）都係用個膠盆沖o架o乍！」

我不禁歎道：「係喎！」因為亞媽提醒我水喉、沖涼模式與貧富關係。我再問：「咁解決大小呢？」我堅持纏著這議題不放。

「用痰罐囉！係呀，我以前要倒o架……」在我的睡房抹窗的亞媽有點感慨的道。

我繼續纏著屎尿不放：「咦！我記得小時候，公公還住在公屋時，到他那處解決小事時，因為沒有馬桶，所以要在地下解決呢 ！」說時我嗅到那房間的味道。

亞媽說：「係呀！去騎樓嘛！當時兩戶人家分用騎樓一間廁所，要用鎖匙開……我地多人嘛，有兩間屋，所以就有一間廁所同一間廚房囉！」

我道：「哦！」

對話結束。

我媽還曾告訴我，住木屋時，她要上街取水。之後，我家上樓住公屋。有獨立洗手間，有沖水馬桶。但沒有熱水爐前，還得先煲一壺熱水才可以沖涼。之後，有熱水爐、花灑沖涼。但當然沒有浴缸啦－－事實上是沒有「缸」的，水還是要灑在地上，還會弄濕馬桶。而且，有時也要為爭洗手間而勞氣。

現在有一間居屋。不用爭洗手間了，因為意想不到地，有機會住有兩間洗手間的屋！

只是，我們的沖涼模式沒有改變。本來，其中一間洗手間是有浴缸的。不過我家一二不說便將它拆掉了。因為我們不習慣，也不想用浴缸洗澡。另一間洗手間裝有「新穎」的企缸，我媽最喜歡了。

事實上，以前我住赤泥坪那間村屋是有浴缸的。但我沒有浸過。

所以，朋友說「浴缸是沖涼的『烏托邦』、『理想國』 」，對我家來說似乎就不太貼切。

朋友也提及世界上仍然有人用膠盤沐浴、也有人是用污水洗澡。

是的。甚至，有些人，甚至連洗澡的水也沒有呢！我有位朋友，在延安山區做fieldwork。那處的村民，當然沒有可能天天洗澡。 他們每天出去幹活，在山通處跑。吃的只是飽、麵、薯仔等簡單食物。然而，他們的生存能力，顯然比依靠電腦、手提電話、汽車等的我們高很多倍呢！（這裡，我想起與這位朋友和師父有關人類生存、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假使有機會和有時間，真的要寫下來。）

今天是「世界消滅貧窮日」，便得提一提一個香港的「卓超」成就：香港的貧富懸殊世界排名第五，僅落後於第三世界國家。 昨天上堂老師提到香港這成就，有同學說了一句：「這下真的是超英趕美！」哄堂大笑。

據社聯的研究，深水（土步）是香港最貧窮的地區。事實上，正是這個原因，深水（土步）一直以來被我認為是來港旅客必要到的景點之一。

原罪犯

相信每個人都有仇恨。只是沒有很多人擁有如寶馬山案受害者家人原諒尹三龍的氣量和勇氣。也沒有很多人如吳大秀和李秀珍般有如此勇氣和決心報仇。更多的人將仇恨藏在心裡，偶而暗地裡對敵人施下咀咒。可能正因如此，復仇故事、劇目自古有之，比比皆是，以大快人心。

抱著對原罪犯／Old Boy中英戲名的含意的困惑進場。現在明白了。

「原罪犯」一名很中要害。它不單指出了吳大秀和李秀珍的罪，也點出了吳大秀和李秀珍－－同是對方的仇人－－均是對方的仇恨和罪孽的始作俑者。

更要命的是，吳大秀因為沒有深究「為何被釋放」，一直以為自己在復仇，卻其實在李秀珍的循循「催」誘之下，犯下那連他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的罪孽。那麼，誰是原罪犯？那麼，亞當和夏娃犯的罪……

對仇人最心恨手辣的報復方法莫過於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所以吳大秀差點被剝牙，他更要親歷李秀珍所經歷的痛苦！

可能，令吳大秀更痛苦的是－－這也是李秀珍復仇的精心之處：李秀珍勇於接受自己的「罪」，因而甘於承受當中的苦樂交纏；吳大秀卻因自己的「罪」而感到恨錯難返，不能原諒自己！ 那時候，敵人是生是死，不再重要。

因為，憎恨別人，是很痛苦的。憎恨自己，比憎恨別人更痛苦！因此，我總希望能忘掉自己的錯和罪。

最後，吳大秀能如願忘記真相，還是只能自欺欺人地活下去？

怨有頭，債有主，還是怨怨相報何時了？

原罪犯很沉重，很殘酷，卻也很美。我良久不能釋然。很佩服導演、編劇、剪接、演員、配樂等的功力。

Mogwai

Mogwai Live in Hong Kong
日期：2004年10月10日 （星期日）
時間：晚上八時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演講廳

幾年前，偶然在商台聽到Mogwai的作品，便即喜歡。 EP+2是我第一隻擁有Mogwai的專集，亦是我到現時為止最喜歡的Mogwai專集。

Mogwai的作品其中一個特色是：每首作品都極為相似。曾經懷疑：如果我聽Mogwai的Live，能否分辨得出他們的作品？當他們玩的時候，又會不會攪不清自己在玩那首？

這顯然是說笑，因為沒有想過Mogwai會來港演出，更沒有想過我有機會看他們的Live。

世事無絕對。雙十節，陳水扁在台北不斷走音高喊演辭的那天晚上，Mogwai在香港演出，我看他們的演出。

不知是否因為Mogwai有點冷，觀眾不是很多。觀眾們在show開始後不久，便湧到台前。我和朋友本來坐在場館中間，他們走了上前，我則選擇留下，因為以本人的高度，湧上前，結果是什麼都看不到。於是，我和朋友「失散」了。

後來我轉移陣地，到了場館的旁邊位置。那裡人不是太多，可以比較清楚看到台上的表演者。只是不能清楚看到Mogwai怎樣玩，有點遺憾。 看著台上的Mogwai，才驚覺：一直以來，我只知道Mogwai是來自蘇格蘭的格拉斯哥；直到這一刻，才知道Mogwai（應）是五人樂隊。 （不過，我曾經有一刻走到台前，看著他們玩音樂，再回想他們家鄉的風光，感覺著實很好！）

大部份時間我都是站著的。自己喜歡的音樂，總會令我站著，身子跟著節拍擺動。

有時我坐下，閉上眼睛聽音樂，更喜歡的卻是看看場館內觀眾。他們或坐或立，表情不一。相同的是：他們都受到Mogwai的音樂所感染。

Mogwai的作品給我的感覺是：言綿不盡，能給我很多想像空間。因此，儘然Mogwai的每首作品都極為相似，但仍能吸引我不斷聽下去，想再發掘些什麼。

比較可惜的是，有一首我很喜歡的Mogwai作品昨晚沒有出現。那是'Take Me Somewhere Nice'。它是Mogwai作品中鮮有vocal的其中一首。也是在撰文這一刻，我才知道它的名字。以往，我只稱它為「Rock Action專輯中的第二track」。

我不懂寫樂評，更不懂評論演出的好與壞。喜歡，就是喜歡了。

Official site of Mogwai: http://www.mogwai.co.uk/

狗事三則

第一則

昨晚「灘」在廳看新聞時，偶然拾起身邊的一張報紙，看到一段很有趣的新聞。

英國倫敦南部巴特西犬隻收容所，是收容流浪狗的地方。某天早上，職員回到收容所時，發現9隻本來困於籠內的狗狗在收容所內四處走，而且廚房一片凌亂，食物遍地。職員就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這簡直是金田一奇案－－密室走狗之謎。

後來，當收容所安裝了閉路電視後，一切謎底終於揭開了！

原來，一條名叫「紅色」的混種牧羊狗，聰明絕頂，居然懂得用牙開鎖。牠還有情有義地以開鎖技術將牠的狗狗朋友一條一條從籠裡放出來，然後大伙兒到廚房大吃大喝！

紅色簡直是狗中古惑仔！

（《明報》，2004年10月6日，「聰明犬開鎖救友」，A23）


第二則

聰明的紅色，令我想起我舊同學的狼狗Happy的一件有趣事。

某天，Happy與舊同學主人在一起。舊同學聽到「砵」一聲，卻見Happy嗅一嗅自己的屁股，然後牠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走遠了。

幸好不是密室狗狗放屁事件。

不過，一兩年前，朋友告訴我，Happy已經不在了。

第三則

最近，我和一位同屋經過個多星期的努力，將業主的兩條狗黃仔和黑白仔登登登，從此被困的故事，上了《雙週報》。

前幾天開始，發覺每逢我打開鐵閘離家或回家，總會聽到「達達……達達……」的腳步聲。原來是黃仔和黑白仔從後籬走過來，不知是送別／歡迎我，還是想趁機會溜走。

今天開閘離家上班時，黃仔和黑白仔依舊達達的走過來。我小心地不讓牠們溜出去。關了閘，我站著，隔著鐵閘，望著牠們，牠們又望著我。當時，黑白仔好像在對我說：「放我出去啦！我想出街街呀！」我依舊站著的動作告訴牠：「對不起，我是不能放你出街的……」

就這樣，過了差不多半分鐘，黑白仔知道無望了，便對著我嗚嗚哀鳴。然後，依著圍牆，站起來，望著外面的風光，依舊的嗚嗚哀鳴。跟著，轉個身，依著鐵閘，站起來，望著我，同樣的嗚嗚哀鳴。然後，俯身在地，試圖爬出來，結果當然是不成功，又是嗚嗚哀鳴。

我忍不住暗道：「陰公！」然後叫一叫：「黑白仔！」牠不再怪叫了。

我再定一定神，咦，要返工，陰公！

回「觸摸父母」

朋友有篇文章，題為「觸摸父母」。 文中他提及一本名叫《人生九十九件必做的事》，當中包括為父母按摩。他發覺，自從長大之後，便很少觸摸父母，多只是「被」父母觸摸的經驗。

同樣，我自從潛意識及至真正懂得「自主」這概念之後，很少與父母有身體接觸。

記得小時候我媽很喜歡扭我的臉。到小學不知什麼年級的時候，就很抗拒她這行為。後來，我會因而發我媽脾氣。因為我覺得我媽這樣做，是由於我還是小朋友的緣故。久而久之，我媽再沒有扭我的臉了。

小時候也會幫我媽按摩膊頭呢。但忘記什麼時候開始，我沒有為她做這回事。

小時候的我很「痴」老爸的。但長大之後，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大家經常不明白對方說些什麼。雖然我內心是很敬重我爸，但坦白說，有時和他獨處的時候，感覺怪怪的，很不自在。和我媽媽獨處時反倒沒有這樣的感覺。大概是，起碼我和我媽語言上仍能夠溝通。

說到底，我是很少觸摸父母。其實不要說觸摸，很多時我會下意識地與他們保持身體距離。

但是，我仍然記得我最近幾次觸摸父母的情景。

那時是年初，我媽媽病了。當我媽媽軟弱的時候，她會主動的摟著我。最初我也覺得怪怪的。但後來，我也會主動摟摟她，捉捉她的手，好像也有按摩膊頭。雖然仍覺得有點不自在，但心痛的感覺被不自在的感覺更強烈。因為，當我親近媽媽的時候，我的身體實實在在地感覺到她虛弱、震慄和瘦骨嶙峋的身軀。

那時候，我爸承受著巨大的有形和無形壓力。我也會按按他的手，摸摸他的面，甚至摟一摟他，來表達我對他的支持、敬重和感謝。雖然，我還是感到不自在。

也是在那時候，我意識到：原來我很久沒有觸摸他們。對於觸摸他們而感到不自在，我其實是相當介意和內疚，也會覺得很疑惑：我們本應為一體，但為何現在卻這麼陌生？

我曾經答應過自己，當我媽媽痊癒後，仍要花多點時間、心思與他們一起。不過，坦白說，到現在，我沒有好好履行我的諾言──雖然，我知道我日後會因此而感到內疚的。

甚至，我發覺，我沒有好好看過他們的樣子呢。

我記得去年每朝早返工坐巴士，會遇到一對夫婦和他們上幼稚園的小女兒。小女兒很明顯和我小時候一樣，是戀父的（小女兒的母親也因此而發過一次脾氣呢）。父女給我最深刻印象是：小女兒下車後，會依依不捨的在車站用眼睛找尋仍在車上的父親，然後情深款款的送一個飛吻給父親，父親又會回她一個飛吻。有時我想：不知父女的情深關係會維持多久？當他們「情變」的時候──通常是多是女兒「變心」的──父親的感覺會如何？他會承受得起麼？想到這裡，我懷疑我有傷過我父親的心呢！

朱自清的《背影》是令我很感動的文章（雖然它的內容我大部份都忘記了）。事實上，我是很害怕看父母的背影。因為每次看到他們的背影，我都不期然心想：他們真的老了！

大學之道 vs 文化研究－－讀陳清橋的「從文學到文化研究：香港的視角」

「現代的大學已經以令人心寒的方式發展到令人心寒的規模……你我終日佔據的所在，不過是一處巨大無比的廢墟」（陳清橋，2002，p.238）。

這是一段震撼的文字。但最震撼的並非其內容，而是其撰寫時間。1998年對大學的描述，至今依然適切。現今大學的走向不單沒有偏離這方向，而且越來越嚴重。

記得某天工作的時候，收到母系老師的來電，他問我正修讀的文化研究課程的正確名稱以作緊急填表之用。填表？後來我細看一份上層發給每一個學系的便箋，要求學系呈交資料以應對教資會按表現及角色撥款計劃。哦，所以要填表。其實這份文件放在我的文件匣已經好幾天，只是曾經拿起它好幾次也沒有讀完。事忙是其中一個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便箋的題材實在令人厭惡，而且附上的表格實在太繁複。試想，表格的繁複程度令閱讀者也為之皺眉，更何況填表者？後來，老師告訴我，他們花了差不多兩天的時間，也運用了極大的創作力完成表格，務求令學系的表現在紙上變得更為卓越，角色也形為重要（老師也告訴我，我修讀文化研究令學系在研究生畢業後繼續進修項目上，取得不俗的數據表現）。當然，這也代表老師們不能將時間和精力投放在真正的教研工作上。

屈指一算，我在中大已經有差不多八個年頭。讀書五年，工作三年。我由最初像一隻盲頭烏蠅的中學畢業生「高攀」到中大學府，到喜孜孜的以中大、所屬書院和學系為傲的本科生，再到有點茫然不知其所以的研究生，最後成為現在的有點看透世情、帶點憤慨卻無奈地身處於大學官僚制度中的其中一員。在這過程中，我所看到的中大已由一個充滿目標理想的地方淪為屈服在庸俗不堪的官政社經風向的生產機器。或許直率一點，不是中大在變，只是我在變。變是因為我看得越來越多。

現今的大學──起碼就我所知的中大──無疑是頹垣敗瓦的廢墟、一溝污濁腐臭的死水。市場力量、經濟效益、量化評核、追求卓越成為國際一流大學等論述不斷侵蝕我們的「高等學府」。於是，學生「一個都不能少」，而老師們要「一天到晚上課開會寫文章」（陳清橋，2002，p.284），為的十居其九卻是處理沒完沒了的行政事務、預備數據、修飾行政文件的言詞和數據、籌備迎合學生的課程、從事擁有市場價值的研究及其他無謂卻費時失事的工作。

因此，學術自由所面對的威脅恐怕並不是大部份來自有形的政治壓力、頭上的刃刀，而是無形卻強而有力的市場力量。在市場導向、官高權重的環境下，大學的學術自由正逐漸收窄。

可是，大學本身也談不上有什麼教研理想，更枉論擔當其應有的社會責任。以中大來說，我看不到它有作為社會良心對政府多項不合理、短視功利的政策（當中當然包括教育政策）作合理的批判，反而被政府的政策牽著鼻子走（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和資源分配）。它大概沉醉於悠長的四十年歷史（因此在大喊資源被削的同時，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慶祝四十週年）：從最初被受輕視的中文大學，到現在標榜雙語、融合中西文化（作為掩飾），且能與香港大學爭一日之長短的大學（例如最近中大隆重宣佈開辦法律學院，其背後之喜大概是能打破港大壟斷──中大當然沒有正視城大為競爭對手），並朝向世界級大學的路向進發。如果跟從主流風向、成為國際卓越大學是中大現時的理想的話，我看不到中大還有什麼內涵和獨有的文化。事實上，從中大永無休止的（豪華）裝修（這固然涉及低智的大學撥款制度）、毫無美感的新建築和缺乏整體的校園設計，或許已經可以窺見到一點東西。

我相信市場力量已不斷蠶食不少老師和同學原有的意志和理想。有老師有此概歎：「回看我們的高等學府，過去不受到市場監管，一些教授便能從容自在地談教育理想，一些則懶懶閒閒地享受那高薪厚祿。現在，大學也要隨市場規律運作，一些多年來在浪費社會資源的『瘀血』被清除了。但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以『旁門左道』來爭取學生的害群之馬」（朗父，1999）。而當外界批判大學生不思進取、質素每下愈況時，卻不同時反思大學生在怎麼樣的教育制度之下受「教育」。

身為大學校長的大學之道是怎樣呢？中大金耀基校長以事忙為由，拒絕中大四十年編委會訪問。編委會最終將金耀基校長在1977年所寫的「象牙塔與服務站」與他轉介的2003年作品「四十年來的中大」作一個對比，刊於《中大四十年》（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中大四十年編輯委員會，2004）。廿多年前金校長的大學之道是多麼崇高：「大學學者與學生不能蕭然物外，對社會無縈念，對生命無熱情。但假如急急於走出象牙塔，則不啻放棄了大學之為學習與創建知識的目標……總之大學不能遺世獨立，但卻應該有它的獨立與自主；大學不能自外於人群，但卻不能隨外界政治風向或社會風尚而盲轉、亂轉」。廿多年後，他驕傲地臚列數據，引證中大的什麼第一，並在香港貢獻良多，也成為「一間名符其實的國際大學」。但同時他的選詞用字諷刺地反映現在中大已經不折不扣地成為他廿多年前抨擊的大學：「今天大學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務站了。社會要甚麼，大學就給甚麼；市場要甚麼，大學就給甚麼；大學不知不覺地社會化了，政治化了，市場化了。大學與外界的一道有形或無形之牆已經撤銷了。在這種情形下，大學已非一獨立研究學問之地，而成為即產即用的知識的工廠，大學與社會間的一個保持清靜思維的距離也消失了」。多虧金校長工作繁重，造就了《中》這個精彩的前後對比。如果再細看在他領導下的中大高層處理中科合併、學系重組、減薪等事件的手法，對比便更加明顯。

或許，正如陳清橋（2002）所說：「我們不必再自圓其說，說大學是甚麼文化場所；在這個充滿後現代的偶然、鬆散和矛盾的新時代，我們最需要而又最富弔詭意味的，是對人文學科的進步、啟蒙和溝通功能採取一種激烈的、嚴酷的、事實上我們應稱之為『超道德』的態度」（p.287）。我們首先不應前設地認為大學（以至所謂教育）有什麼崇高的功能，然後可以從悲觀的廢墟現實來得積極一點──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確在大學「按月領薪」，因此「現代的廢墟儘管荒謬，你我還得在學院的慣例中浮游，倒不是為了哀悼那宏大的文化理念的失落，而是想設法從廢墟中找到重新立足的辦法（假如可能的話），讓我們從根本把握作為教育計劃的文化建設的轉型」（p.286）；再有理想和有良心一點，便是「我們不能輕易認可我們的專業領域和它們所輪流支持的學術機構和論述實踐的意義。簡言之，我們不應『滿足於重建一個鬼域』」（p.288）。

但這種積極是可行嗎？的確，大學前景並不樂觀，脫離市場官政的空間（如果不是罅隙的話）越來越小。同時，我相信不同學科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學官僚化、專業化、市場化等洪流的沖擊，當中人文學科大概是重災區之一。至於以文化研究本身的特點來看，文化研究在不知所謂的大學體制裡體制學科化，確實是有點尷尬。的確，「文化研究的重點是對既存制度提出主動的介入，而作為一個跨學科的論述空間，它提倡的是一種『反思』的精神」（陳清橋，2002，p.307），而「對『卓越』的追求其實是把大學收歸一個『官僚機構網絡』之中。不言而喻，這種體制化工作是極可能與初始的文化研究所標榜的開放自由的批判理想相違背」（陳清橋，2002，p.291）。甚至，文化研究（例如老祖宗伯明翰學派）經常強調不應為自己劃界已經與體制學科化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有趣的是，文化研究拒絕為自己下定義的行徑其實是了解它的一條鑰匙（the refusal to define it become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what it is）（Grossberg, 1997, p.245），甚至這是區別文化研究與其他學科、將文化研究視為個體、學科的其中一個可行因素。

再將視角放到香港的社會脈絡。香港是一個重視「權威專業」的「國際金融中心」，再加上學術研究資源集中源自政府和專業團體，大學仍然是資源比較充裕且具權威的機構（暫不談論大學的「排名」問題），來自大學的批判主流的異議聲音和研究也會得到比較多的資源支持和來得有「權威性」和「專業」一些（起碼大部份人比較留意來自大學的異議聲音和研究多於來自民間團體的）。因此，文化研究在大學學科化、爭取資源來發聲是其中一個較為切合香港實情的做法。

結果，文化研究還是「要在種種現存的體制限制中爭取位置、資源和合法性，來發展及推動有利本土文化的歷史論述」（陳清橋，2002，p.307）。因此，我同意文化研究所面對的「真正的威脅也許不是作為學科網絡的文化研究，而是假『卓越』之名囂張運行的官僚體制網絡」（陳清橋，2002，p.312）。這裡便回到一個老問題：文化研究會被大學官僚體制「收編」嗎？於是，「我們又面對著被『建制化』的矛盾：既然無法脫離體制而獨立，文化研究便順利成章地被劃定為一門新的不大成學科的學科，而接?而來的便是界定學術範疇、研究方法等等的體制性要求。這些要求，在某程度上我們希望能夠避免、但又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當今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要不斷的蹉商及妥協，才能爭取到實踐的空間，但我們又怎樣確保這些經過『協商』而獲得的論述空間及學術資源，與我們渴望得到及進行的批判理念（儘管那已經不是一種『大文化』理想），不至有太大的距離？」（陳清橋，2002，p.307）

或許，文化研究的自省性能幫助在體制裡的文化研究不會與批判理念有太大的距離，警醒它們面對庸俗的官政社經風向時必要有一定的獨立和自主。例如，我相信很少學系願意好像你們一樣開會七小時的討論課程（負責會議記錄的朋友可慘了！）。你們也多次提醒同學們對自己的境遇有所批判和反思，要求他們將在文化研究所看到、聽到的放回自己的日常生活（即是文化）當中。甚至，當你問「怎樣確保這些經過『協商』而獲得的論述空間及學術資源，與我們渴望得到及進行的批判理念（儘管那已經不是一種『大文化』理想），不至有太大的距離？」時，已經提醒自己文化研究必須保持起碼的批判理念。

但是，我不認為文化研究必然能夠以至是唯一的視角抗衡腐敗的官政社經風向。事實上，文化研究的自省性使它知道自己有何種偏見（recognizes its own partiality）（Grossberg, 1997, p.267），同時亦不是智性的萬靈丹，也不是一個新領域企圖取替所有競爭者（cultural studies is not an intellectual panacea, nor even a new paradigm attempting to displace all competitors）（同上，p.246）。我認為在抗衡官僚體制網絡以至社會上主流論述的層面上，我們固然要思考的文化研究者以至其他教育工作者、知識份子的角色應是什麼，也期望「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嶄新的跨學科計劃，給理解大學的知性生活所需的多重視角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開放性的基礎……立身廢墟，〔文化研究工作者〕不應該把學科僅僅視為培養學生之用，還應把『文化』擬想為一個產生對話、異議和歧議的場所……朝著反學科之路而行，堅持冷酷的、超道德的立場：既置身廢墟，便不思過往，更不抱希望」（陳清橋，2002，p.312）。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問在現有的資源和境遇下，文化研究者以至其他教育工作者、知識份子可以做什麼。

那麼我們可以做什麼呢？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答案。其實，我不太懂得回答。我只能說，我們起碼要對自己有所要求，堅持一下理想（理想不一定要非常宏大而崇高的，否則只會令自己很痛苦……）……而我相信，除了文化研究，有很多學科均要求對事物有批判思考及自省性。同時在大學的很多角落，仍然有不少的老師和同事既為生活亦為理想而堅持著。

大學的發展趨向，不單反映理在市場（儘管市場的理很多是歪理），也應驗了前中大校長及現任教統局長李國章所說的「權在政府」。事實上，我不對中大以至香港的教育抱有什麼期望。現在，中大能令我留下的原因是高薪（雖然因為我是合約員工，所以薪金年年遞減）穩定的工作和比較豐富的學術資源，這些皆有利於我餬口和兼讀。最重要的是比這些更珍貴的友誼。我很興幸我與不少在校內同樣對中大發展痛心疾首但仍默默耕耘的老師們有深厚的友誼。他們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朋友。

不過，我對中大的痛心和失望，大概是出自我對它的關懷吧。相比之下，我仍是嶺大的局外人，不清楚嶺大的實質情況。不過，我相信在這庸俗的社會和教育制度下，嶺大同事、老師和同學所遇到的困難恐怕比中大人所遇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參考文獻

Grossberg, Lawrence (1997). Cultural studies: What is in a name? (One more time). In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245-271.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中大四十年編輯委員會（2004）。《中大四十年》。香港：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

朗父（1999）。「從小學到大學：一個都不能少」，載於《信報》，12月10日，第36版。

陳清橋（2002）。「從文學到文化研究：香港的視角」。載於張漢良編著，《方法：文學的路》。台北：台灣國立大學出版社，第283至315頁。

解讀日不落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這是我很喜歡的勉勵說話。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這是俞琤「人在做，天在看」的另一句「名句」。

貪心的我，總想將兩句合而為一：明天是由美好開始。

再貪心一點，我更希望晴朗之日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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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不落還有其他含意。

熟悉我的朋友一定知道，甚至連不熟悉我的朋友也可能知道，背後的含意。

我對日不落的感覺，一言難盡。

但時間關係，待續……

總之，愛國，是不需要教育的……

註：Profile那張相片是在日不落拍的。當然，當中主角不是我。

緣起

一直以來都想擁有個人網頁。不過，由於本人的網頁技術僅屬低智級，兼且口說沒有時間實質懶惰，又不想麻煩朋友，個人網頁計畫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

最近發覺已有好幾位朋友擁有網上日記。一時技癢，便試試這玩意。

技，是指本人的寫作技能。我沒有什麼值得自詡的技能，就除了打倉頡和寫小文章。聞說，我的文章是有fans的……

我這人很怪。其實我絕大部份時間很懶說話，尤其是懶於打電話。對著電腦打字時，思想速度、廣度、深度總比說話時快。事實上，我對於我口技（口語傳意技巧）是頗介意的。於是，我有時會用以下類比和經歷自娛一番：

一、
我有時覺得自己有點像董伯伯。除了疑而不決，決而不行外，說──話──速──度可以與他「煥美」的。

這是一個很糟糕而且令我非常不安的自嘲。

二、
我永遠難忘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短命ｄ都聽唔晒你講o野！」

朋友，我這一生也不會忘記你。

三、
我和兩位朋友會不定期聚會。每一次聚會，總有一個特點，便是有一段時間，只是他倆之間的唇槍舌劍，我則做聽眾。有時是因為我懶得插嘴，有時是因為我想插嘴也有心無力！因為他們的交鋒速度實在太快，當我張口的時候，他們可能已說第三、四甚至五句！

最近一次聚會裡，在我做聽眾期間，其中一位朋友終於按捺不住，向我喝道：「喂，你出下聲啦！」 嚇得我呀。

後來，這位朋友解釋說，他不是喝我，只是真的很想聽我的意見。他還安慰我說：「如果我們三人用icq討論，你一定是回應得最快的那個！ 」

說的也是，謝謝你，大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