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特先生對談之三：論惡、幸福及生命之偶然

ch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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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今 天我們想討論人性中「惡」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倫理學中似乎不太受重視，因為中西倫理學都傾向強調人的正面能力，例如人有良知和道德感等，主要關心人的生 命如何能向上提升。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發覺，惡真是無處不在。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都充滿爾虞我詐，以及不同形式的壓迫宰制。人為什麼會這 樣？

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個人觀察，不同民族都有個頗一致的想法，即認為人的自然天性，基本上 無所謂善惡。例如一個初生嬰兒，你不會用善惡來形容她。有些宗教甚至認為，沒有善惡的狀態，才是最理想的。例如《舊約》中的亞當和夏娃，本來生活在無分善 惡的伊甸園中，偷吃分辨善惡之果後，反為墮落了。由此可見，猶太人認為人能分辨善惡，並非好事。莊子亦是這樣想。他覺得人最高的境界，便是無善無惡的境 界，因此人最好能夠返回太初時代。刻意分善分惡，對莊子來說，反是人的墮落。

周：為什麼這不是一件好事？那不正正彰顯了人異於動物之處？

陳：因 為人若能超越是非善惡的二元對立，則人會處於一種和諧狀態。對莊子來說，如果人有一套分辨的系統，不斷將不同的價值和事物區分，便會有你我、真假、好壞的 對立，那自然會出現「這是你的，那是我的」之爭，也就會有「把不屬於你的東西當成你的便是惡」的結論。相反，如果沒有這種分野，世界便沒有鬥爭，人便達到 和諧完美的境界。

周：但這種想法是否過於理想？人作為有自我意識的主體，總會將自己和他人、人類和自然區別開來。

陳：這點我明白。我並非說莊子的想法是對的，我只是說明他為何會這樣想。儒家便不同意莊子，因為如果同意道家的說法，我們根本不需要文化，但人卻不能這樣。而且像你所說，人類能分辨善惡，也不全是由文化造成。

周：我覺得莊子的想法，是面對春秋戰國亂世時一種「往後退」的人生態度。面對亂世，要麼是積極面對它，要麼是逃避它，退回到自然，退回到個人的內心世界。當壓力大到一定程度，自由不可外求時，便只能內尋。儘管如此，對於世人來說，惡始終無從逃避。

陳：這 便涉及惡的根源的問題。正如剛才所說，嬰兒本無所謂善惡，但人為何會犯惡呢？這有很多不同說法。一個相當普遍的觀點，是認為人之本性，總會追求慾望的滿 足。佛洛伊德、荀子如是說，孟子亦不否認。但慾望本身無所謂好壞，因為每個人都有慾望。如果說慾望不好，那麼每個人便都不好。

但當慾望的追逐過了限度，便成了惡。當然，「限度」如何定，可以有不同解釋。例如功利主義會說，惡便是一個人的行為，危害社會秩序，傷害到人的整體利益。這是最常見的說法，它主要從外在的社會目標來衡量一個人的行為。

但想深一層，這個說法並不足夠。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個故事，說一個牧羊人無意中得了個可以令人隱形的金戒指，他因此可以做任何事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同時卻不用擔心被人發現。假設你是這個人，你會否選擇犯惡呢？──即使你的行為對社會整體利益沒什麼大的損害。

柏 拉圖、儒家以至當代哲學家弗洛姆（Eric Fromm）都認為，犯惡的人不僅危害社會整體，還敗壞了他自身。雖然表面上他的慾望得到很大的滿足，但其實卻將他人性美好的一面扭曲了。我常常說，如果 一個人只是關心自己，他並沒有完全實現自己。人除了關心自己，還會關心他人。如果一個人只是不斷滿足自己的慾望，對其他人漠不關心，甚至不擇手段地傷害他 人時，他同時也是在摧殘自己。

周：這是個很根本的問題。對柏拉圖來說，道德生活（Moral life）和幸福生活（Good life）兩者是不可分的。真正幸福的生活，是合乎道德及公正的生活。但現代社會卻將兩者區分開來，什麼是美好的生活，完全由個人決定。至於道德規範，則 往往被視為對追求個人幸福的一種限制，而不是構成幸福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看生命的方式。你剛才說慾望的過度追求便是惡，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基本上鼓勵每個人不斷的追求慾望的滿足。它當然也有限制，但這個限制其實很單薄，例如不可傷害他人，不可侵犯他人權利等。所以，對很多現代人來說，幸福便等同於無窮盡的慾望的滿足。

陳：這 點我同意。現代社會是個多元社會，每個人的人生目標都可以不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沒有相同的人性。譬如我們說這是一張椅、那亦是一張椅，就是因為兩者有共 同的地方。我們不會因為它們每張各有不同，便說每張都不是「椅子」。所以，我不明白今天為甚麼一談到人，便只能談論人的「個性」，而不談人的「共性」，從 而變成「有個性，沒人性」了。

周：讓我回到性惡的問題。你說慾望過了頭，便產生惡。那麼什麼是善？是否便是令我們的慾望恰而其份？

陳：也 可以這樣說，即善便是我們能夠把人性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我們以前讀書時，最強調的是「德、智、體、群、美」這五育，沒有人會否認這些東西不好。為什麼 呢？因為它們展現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如果人能夠將它們表現出來，那對個人和社會，都是有益的事。所謂「育」，便是培育－－培育這五種潛能，並將妨礙發展這 些潛能的東西消除掉。對我來說，這都是常識。從希臘哲人、孔子到古印度的思想，都是這樣說。但很奇怪，現在負責教育的人，卻都不談這些了。

周：你是否在說，善其實先於惡，因為人本身便有這些潛能，而惡便是阻礙這些潛能的東西？

陳：我們毋須這樣區分先後，因為人性有很多方面。舉例說，人有慾望、情緒、喜歡過群體生活、恐懼死亡、享受追求知識的樂趣等種種面向。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人能滿足他的慾望，亦能表現他的其他潛能，並且保持和諧，那麼這個人就是幸福的。

當 然，慾望很多時會和其他價值發生衝突。所以，關鍵是要有適當的調節，並儘量將人性表現出來。我們毋須唱高調，說人要犧牲自己來實踐理想。很多細微的地方， 需要具體分析，但基本原則是可以確定的。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如果一個人有很好的知己朋友，和諧的家庭，擁有知識，享受藝術，為人有道德，基本的物質生活 得到保障（不是每天大魚大肉），那他便是一個幸福的人。誰能否認，這便是幸福的人生呢？

周：我同意你所說。但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都會面對很多限制。知與行之間，往往有很大距離。

陳：這 當然。一個人的限制，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自己內在的慾望。在慾望的引誘下，有些人會犧牲一些很重要的東西，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人朋友等；另一方面則是外在 的壓力。譬如有人窮得三餐不繼，還有一家幾口等著要養的時候，如果有人引誘他去打劫，他很可能會做。又試想像一個間諜被敵方要脅他做反間諜，否則便對他不 利，我想一般人也很難抵擋這誘惑。因為沒有人知你賣國、亦沒有人知你忠於國家。換句話說，忠於國家對你沒任何好處，但你不忠卻使你得到很多好處。

每 當我在報章雜誌看到這些故事，我便常想，如果我身處其境，又能否拒絕呢？這是個大問題，有時自己連想都不敢想。這些要身歷其境才敢說，否則都是「空口講白 話」。壓力和誘惑的性質，其實一樣。儘管每個人面對的壓力和誘惑不同，但當堅守原則對你個人生命及家人幸福都毫無好處，甚至令你身敗名裂時，人真的很難抗 拒。

所以，誘惑是雙方面的。人如果要擺脫誘惑，一方面本人要主動努力脫離這種狀態，另一方面則要有外在客觀條件的配合。但我同意人有很多限制，而當人真的去到極限，便會感到很無力。這種無力感，不僅源於外在的壓力，也源於人內心的軟弱。

周：我覺得人的意志其實很軟弱。一個人不行惡，很多時候只是因為運氣好。

陳： 對。也許只是因為我們條件好，才不用為應否打劫銀行而掙扎。所以，每當我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就會原諒很多人。

東：我也這樣想。有時別人認為我做了好事，但我會覺得只是自己未遇到一個令我做壞事的處境。而我們認為某個人是好人，很可能只是因為事情還未去到一個令他做壞事的境地罷了。

陳：所以我有時想，一個人所得到的稱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所應得的。例如我小時候考試考得不錯，沾沾自喜，後來才發覺只是因為成績比我好的那個同學，家裡太窮，沒錢繼續唸書而已。別人稱讚我，但這是否都是我應得的呢？當然，我的努力有一定影響，但更多的也許是運氣。

周：這 牽涉到幾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是幸福和運氣之間的關係，第二是道德和運氣之間的關係，第三是社會分配正義和運氣的關係。這三者都是當代道德哲學十分關心的問 題。運氣意味著生命中，有太多的隨意性及難以由個人意志控制的東西。但倫理學追求的，卻往往是必然性和普遍性，因此兩者存在很大張力。

你剛才談到內在及外在的壓力，我認為也不純是個別人的特殊問題，而是和我們的社會環境很有關係。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資本主義不斷製造人的慾望，並鼓勵我們不斷消費。如果真的有柏拉圖所說的「隱形金戒」，我猜度很多人都會用。

陳：你 說的是現實情況，但我剛才說的，是人如何才能獲得幸福。現實的人往往不追求幸福，又或誤以為慾望的滿足便是幸福。弗洛姆便認為這是現代人最大的問題，例如 那些愈有權力、愈富有、愈有名聲的人，往往反而愈多恐懼、愈空虛、感情愈脆弱。我們整個社會現在行的路，和人應該走的大方向其實背道而馳。

周：你認為有出路嗎？

陳：要改變大勢很難。有人曾想過用社會主義來改變這大方向，但現在卻只剩下資本主義一枝獨秀。但社會主義失勢，並不表示資本主義便是對的。

東：但如果現代人在無止境地追求慾望時，根本不覺得恐懼，我們又憑甚麼指責這些人在犯惡？

陳：世事並不是你以為是甚麼，便是甚麼。人很多時候會自欺欺人。你看看現在的社會，有多少人正在飽受精神壓力和內心恐懼的折磨？如果追求慾望的滿足，便會使人變得更快樂，變得不會空虛，那麼人根本就不用追求「德、智、體、群、美」了。

周：所以你始終認為，幸福的生活是有標準可言的？

陳：對， 最少這是我自己的體驗。例如我初患癌病時，仍有很多「得失心」，因為放不下得失，所以便不開心。但當我經過大病後，便超越了這個心，心境變得很舒坦，不再 患得患失。當然，我不是說，凡事皆絕對，人人必須一樣。畢竟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關鍵是如何將情緒、感情、興趣等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恰如其份很重要。人應當向著目標奮鬥，但當你盡了本份後，結果如何也可心安理得。就如林則徐的女婿所說的「還於天地」，即將結果的部分，留給天地決定。這也是還於上帝的意思。我覺得這樣的人生觀挺好，一方面進取，另一方面又能放下。

東：但 這又不是完全放下，因為你尚要盡自己的本份。但深入些想，這對某些人來說，其實挺困難的。因為當盡了力的那一刻，你心裡一定希望自己能夠成功，否則你不會 有那麼大的動力。但當有你這種想法時，人對於自己的追求，又會多了一分懷疑。要一方面執著，另一方面又能放下，真是談何容易。

陳：我同意這種境界很難達到。我們做一件事，總希望它能成功，而失敗後自然會傷心，甚至遷怒於人。所以，這是修養的問題。

周：讓我再回到惡的問題。其實討論惡，除了對自己外，一般也指對其他人作出傷害，這便牽涉到個人與社群的問題。所以，一個人的幸福，除了個人層面，也牽涉到我們與所屬社群之間的關係。

陳：這 當然重要。人對自己有責任，也對其他人有責任。古人喜歡從兩方面一起說，即個人幸福和道德責任兩者不可分。我雖然是我，但也是社群的成員，所以對社群亦有 責任。我甚至覺得，我與社會的關係，其實是「我」與「我」的關係。為甚麼呢？因為人性之中有合群的特性，所以當我與社群有個合理的關係，則我與我的人性便 有個合理的關係。柏拉圖、康德以至孔子都提到這方面。例如儒家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要通過「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的，而不是彼此 獨立，各不關涉。

現代人卻喜歡將兩者分開。這樣一來，道德便成了一種限制，一重壓力，外在地限制你個人幸福的追求。這等於說，本來我是不願意遵從什麼規範的，但因為社會訂下了一些規則，我才迫不得已地服從。

如 你上面所說，這是個根本的轉變。如果道德是人性美好的表現，那人應該很開心才是。儒家說「好德如好色」，便是說愛道德，就好像喜歡「靚女」一樣；「惡惡如 惡臭」，便是說討厭惡行，就好像討厭臭味一樣。一個人如果能夠這樣，便會處於一種和諧狀態，道德心和慾望之間合二為一，也就會以行善為樂。

周：回顧你的一生，有沒有哪個時刻，自己是十分軟弱，經不起誘惑的？

陳：我真的很幸運，從未遇過什麼大的誘惑。我小時候的生活曾經很困苦，但沒有甚麼誘惑大到令我犯「罪」的地步。

周：或者這與個人性格有關。

陳：這個也是。我的父母對我教育比較嚴厲，所以每當做錯事，我都會有罪咎感。小時候犯了小小錯，便會羞愧得想找個洞爬進去。但我必須承認，那也是因為沒有甚麼大的壓力迫我鋌而走險。

周：這又回到今天討論的主題，即惡、幸福與生命中無從控制的運氣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陳：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