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 vs 文化研究－－讀陳清橋的「從文學到文化研究：香港的視角」

「現代的大學已經以令人心寒的方式發展到令人心寒的規模……你我終日佔據的所在，不過是一處巨大無比的廢墟」（陳清橋，2002，p.238）。

這是一段震撼的文字。但最震撼的並非其內容，而是其撰寫時間。1998年對大學的描述，至今依然適切。現今大學的走向不單沒有偏離這方向，而且越來越嚴重。

記得某天工作的時候，收到母系老師的來電，他問我正修讀的文化研究課程的正確名稱以作緊急填表之用。填表？後來我細看一份上層發給每一個學系的便箋，要求學系呈交資料以應對教資會按表現及角色撥款計劃。哦，所以要填表。其實這份文件放在我的文件匣已經好幾天，只是曾經拿起它好幾次也沒有讀完。事忙是其中一個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便箋的題材實在令人厭惡，而且附上的表格實在太繁複。試想，表格的繁複程度令閱讀者也為之皺眉，更何況填表者？後來，老師告訴我，他們花了差不多兩天的時間，也運用了極大的創作力完成表格，務求令學系的表現在紙上變得更為卓越，角色也形為重要（老師也告訴我，我修讀文化研究令學系在研究生畢業後繼續進修項目上，取得不俗的數據表現）。當然，這也代表老師們不能將時間和精力投放在真正的教研工作上。

屈指一算，我在中大已經有差不多八個年頭。讀書五年，工作三年。我由最初像一隻盲頭烏蠅的中學畢業生「高攀」到中大學府，到喜孜孜的以中大、所屬書院和學系為傲的本科生，再到有點茫然不知其所以的研究生，最後成為現在的有點看透世情、帶點憤慨卻無奈地身處於大學官僚制度中的其中一員。在這過程中，我所看到的中大已由一個充滿目標理想的地方淪為屈服在庸俗不堪的官政社經風向的生產機器。或許直率一點，不是中大在變，只是我在變。變是因為我看得越來越多。

現今的大學──起碼就我所知的中大──無疑是頹垣敗瓦的廢墟、一溝污濁腐臭的死水。市場力量、經濟效益、量化評核、追求卓越成為國際一流大學等論述不斷侵蝕我們的「高等學府」。於是，學生「一個都不能少」，而老師們要「一天到晚上課開會寫文章」（陳清橋，2002，p.284），為的十居其九卻是處理沒完沒了的行政事務、預備數據、修飾行政文件的言詞和數據、籌備迎合學生的課程、從事擁有市場價值的研究及其他無謂卻費時失事的工作。

因此，學術自由所面對的威脅恐怕並不是大部份來自有形的政治壓力、頭上的刃刀，而是無形卻強而有力的市場力量。在市場導向、官高權重的環境下，大學的學術自由正逐漸收窄。

可是，大學本身也談不上有什麼教研理想，更枉論擔當其應有的社會責任。以中大來說，我看不到它有作為社會良心對政府多項不合理、短視功利的政策（當中當然包括教育政策）作合理的批判，反而被政府的政策牽著鼻子走（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和資源分配）。它大概沉醉於悠長的四十年歷史（因此在大喊資源被削的同時，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慶祝四十週年）：從最初被受輕視的中文大學，到現在標榜雙語、融合中西文化（作為掩飾），且能與香港大學爭一日之長短的大學（例如最近中大隆重宣佈開辦法律學院，其背後之喜大概是能打破港大壟斷──中大當然沒有正視城大為競爭對手），並朝向世界級大學的路向進發。如果跟從主流風向、成為國際卓越大學是中大現時的理想的話，我看不到中大還有什麼內涵和獨有的文化。事實上，從中大永無休止的（豪華）裝修（這固然涉及低智的大學撥款制度）、毫無美感的新建築和缺乏整體的校園設計，或許已經可以窺見到一點東西。

我相信市場力量已不斷蠶食不少老師和同學原有的意志和理想。有老師有此概歎：「回看我們的高等學府，過去不受到市場監管，一些教授便能從容自在地談教育理想，一些則懶懶閒閒地享受那高薪厚祿。現在，大學也要隨市場規律運作，一些多年來在浪費社會資源的『瘀血』被清除了。但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以『旁門左道』來爭取學生的害群之馬」（朗父，1999）。而當外界批判大學生不思進取、質素每下愈況時，卻不同時反思大學生在怎麼樣的教育制度之下受「教育」。

身為大學校長的大學之道是怎樣呢？中大金耀基校長以事忙為由，拒絕中大四十年編委會訪問。編委會最終將金耀基校長在1977年所寫的「象牙塔與服務站」與他轉介的2003年作品「四十年來的中大」作一個對比，刊於《中大四十年》（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中大四十年編輯委員會，2004）。廿多年前金校長的大學之道是多麼崇高：「大學學者與學生不能蕭然物外，對社會無縈念，對生命無熱情。但假如急急於走出象牙塔，則不啻放棄了大學之為學習與創建知識的目標……總之大學不能遺世獨立，但卻應該有它的獨立與自主；大學不能自外於人群，但卻不能隨外界政治風向或社會風尚而盲轉、亂轉」。廿多年後，他驕傲地臚列數據，引證中大的什麼第一，並在香港貢獻良多，也成為「一間名符其實的國際大學」。但同時他的選詞用字諷刺地反映現在中大已經不折不扣地成為他廿多年前抨擊的大學：「今天大學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務站了。社會要甚麼，大學就給甚麼；市場要甚麼，大學就給甚麼；大學不知不覺地社會化了，政治化了，市場化了。大學與外界的一道有形或無形之牆已經撤銷了。在這種情形下，大學已非一獨立研究學問之地，而成為即產即用的知識的工廠，大學與社會間的一個保持清靜思維的距離也消失了」。多虧金校長工作繁重，造就了《中》這個精彩的前後對比。如果再細看在他領導下的中大高層處理中科合併、學系重組、減薪等事件的手法，對比便更加明顯。

或許，正如陳清橋（2002）所說：「我們不必再自圓其說，說大學是甚麼文化場所；在這個充滿後現代的偶然、鬆散和矛盾的新時代，我們最需要而又最富弔詭意味的，是對人文學科的進步、啟蒙和溝通功能採取一種激烈的、嚴酷的、事實上我們應稱之為『超道德』的態度」（p.287）。我們首先不應前設地認為大學（以至所謂教育）有什麼崇高的功能，然後可以從悲觀的廢墟現實來得積極一點──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確在大學「按月領薪」，因此「現代的廢墟儘管荒謬，你我還得在學院的慣例中浮游，倒不是為了哀悼那宏大的文化理念的失落，而是想設法從廢墟中找到重新立足的辦法（假如可能的話），讓我們從根本把握作為教育計劃的文化建設的轉型」（p.286）；再有理想和有良心一點，便是「我們不能輕易認可我們的專業領域和它們所輪流支持的學術機構和論述實踐的意義。簡言之，我們不應『滿足於重建一個鬼域』」（p.288）。

但這種積極是可行嗎？的確，大學前景並不樂觀，脫離市場官政的空間（如果不是罅隙的話）越來越小。同時，我相信不同學科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學官僚化、專業化、市場化等洪流的沖擊，當中人文學科大概是重災區之一。至於以文化研究本身的特點來看，文化研究在不知所謂的大學體制裡體制學科化，確實是有點尷尬。的確，「文化研究的重點是對既存制度提出主動的介入，而作為一個跨學科的論述空間，它提倡的是一種『反思』的精神」（陳清橋，2002，p.307），而「對『卓越』的追求其實是把大學收歸一個『官僚機構網絡』之中。不言而喻，這種體制化工作是極可能與初始的文化研究所標榜的開放自由的批判理想相違背」（陳清橋，2002，p.291）。甚至，文化研究（例如老祖宗伯明翰學派）經常強調不應為自己劃界已經與體制學科化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有趣的是，文化研究拒絕為自己下定義的行徑其實是了解它的一條鑰匙（the refusal to define it become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what it is）（Grossberg, 1997, p.245），甚至這是區別文化研究與其他學科、將文化研究視為個體、學科的其中一個可行因素。

再將視角放到香港的社會脈絡。香港是一個重視「權威專業」的「國際金融中心」，再加上學術研究資源集中源自政府和專業團體，大學仍然是資源比較充裕且具權威的機構（暫不談論大學的「排名」問題），來自大學的批判主流的異議聲音和研究也會得到比較多的資源支持和來得有「權威性」和「專業」一些（起碼大部份人比較留意來自大學的異議聲音和研究多於來自民間團體的）。因此，文化研究在大學學科化、爭取資源來發聲是其中一個較為切合香港實情的做法。

結果，文化研究還是「要在種種現存的體制限制中爭取位置、資源和合法性，來發展及推動有利本土文化的歷史論述」（陳清橋，2002，p.307）。因此，我同意文化研究所面對的「真正的威脅也許不是作為學科網絡的文化研究，而是假『卓越』之名囂張運行的官僚體制網絡」（陳清橋，2002，p.312）。這裡便回到一個老問題：文化研究會被大學官僚體制「收編」嗎？於是，「我們又面對著被『建制化』的矛盾：既然無法脫離體制而獨立，文化研究便順利成章地被劃定為一門新的不大成學科的學科，而接?而來的便是界定學術範疇、研究方法等等的體制性要求。這些要求，在某程度上我們希望能夠避免、但又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當今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要不斷的蹉商及妥協，才能爭取到實踐的空間，但我們又怎樣確保這些經過『協商』而獲得的論述空間及學術資源，與我們渴望得到及進行的批判理念（儘管那已經不是一種『大文化』理想），不至有太大的距離？」（陳清橋，2002，p.307）

或許，文化研究的自省性能幫助在體制裡的文化研究不會與批判理念有太大的距離，警醒它們面對庸俗的官政社經風向時必要有一定的獨立和自主。例如，我相信很少學系願意好像你們一樣開會七小時的討論課程（負責會議記錄的朋友可慘了！）。你們也多次提醒同學們對自己的境遇有所批判和反思，要求他們將在文化研究所看到、聽到的放回自己的日常生活（即是文化）當中。甚至，當你問「怎樣確保這些經過『協商』而獲得的論述空間及學術資源，與我們渴望得到及進行的批判理念（儘管那已經不是一種『大文化』理想），不至有太大的距離？」時，已經提醒自己文化研究必須保持起碼的批判理念。

但是，我不認為文化研究必然能夠以至是唯一的視角抗衡腐敗的官政社經風向。事實上，文化研究的自省性使它知道自己有何種偏見（recognizes its own partiality）（Grossberg, 1997, p.267），同時亦不是智性的萬靈丹，也不是一個新領域企圖取替所有競爭者（cultural studies is not an intellectual panacea, nor even a new paradigm attempting to displace all competitors）（同上，p.246）。我認為在抗衡官僚體制網絡以至社會上主流論述的層面上，我們固然要思考的文化研究者以至其他教育工作者、知識份子的角色應是什麼，也期望「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嶄新的跨學科計劃，給理解大學的知性生活所需的多重視角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開放性的基礎……立身廢墟，〔文化研究工作者〕不應該把學科僅僅視為培養學生之用，還應把『文化』擬想為一個產生對話、異議和歧議的場所……朝著反學科之路而行，堅持冷酷的、超道德的立場：既置身廢墟，便不思過往，更不抱希望」（陳清橋，2002，p.312）。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問在現有的資源和境遇下，文化研究者以至其他教育工作者、知識份子可以做什麼。

那麼我們可以做什麼呢？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答案。其實，我不太懂得回答。我只能說，我們起碼要對自己有所要求，堅持一下理想（理想不一定要非常宏大而崇高的，否則只會令自己很痛苦……）……而我相信，除了文化研究，有很多學科均要求對事物有批判思考及自省性。同時在大學的很多角落，仍然有不少的老師和同事既為生活亦為理想而堅持著。

大學的發展趨向，不單反映理在市場（儘管市場的理很多是歪理），也應驗了前中大校長及現任教統局長李國章所說的「權在政府」。事實上，我不對中大以至香港的教育抱有什麼期望。現在，中大能令我留下的原因是高薪（雖然因為我是合約員工，所以薪金年年遞減）穩定的工作和比較豐富的學術資源，這些皆有利於我餬口和兼讀。最重要的是比這些更珍貴的友誼。我很興幸我與不少在校內同樣對中大發展痛心疾首但仍默默耕耘的老師們有深厚的友誼。他們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朋友。

不過，我對中大的痛心和失望，大概是出自我對它的關懷吧。相比之下，我仍是嶺大的局外人，不清楚嶺大的實質情況。不過，我相信在這庸俗的社會和教育制度下，嶺大同事、老師和同學所遇到的困難恐怕比中大人所遇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參考文獻

Grossberg, Lawrence (1997). Cultural studies: What is in a name? (One more time). In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245-271.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中大四十年編輯委員會（2004）。《中大四十年》。香港：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

朗父（1999）。「從小學到大學：一個都不能少」，載於《信報》，12月10日，第36版。

陳清橋（2002）。「從文學到文化研究：香港的視角」。載於張漢良編著，《方法：文學的路》。台北：台灣國立大學出版社，第283至3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