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除去光環前的猶豫 回應黎德怡〈有什麼好哭？〉」

這是我今天在《明報》（世紀版，D8）讀到的文章。

讀的時候，由於某些原因，感到又驚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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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光環前的猶豫 回應黎德怡〈有什麼好哭？〉」
謝馥盈

首 先，我想我必須先自我介紹一番。我今年20歲，在03年秋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現在是二年級學生，不是教授，也不是校董。成績不甚突出，老師也不特 別記得我，但自問對讀書興趣甚濃。畢業後可能繼續進修，但在母親的嘮叨下，投身社會的機會較大。至於要做什麼工作也未想得仔細，因為看了和錢或數字有關的 東西就頭痛，故暫時不作考慮的大概是Big4、銀行、大中小洋行之類。

看到這?，大家大致上也可以肯定，我是一個平凡的學生，在許多現已事業有成的校友眼中，並不能稱得上是什麼人中之鳳。近日教學語言的論爭好像沒完沒了，黎 德怡在3月上旬的《明報》世紀版為學生的英語水平「辯護」，指他們的英語水平其實不低，只是中文仍是一種相對地易聽易明的語言，基於惰性才會抗拒英語教 學。如果他們願意勤力一點，付出多點心力理解，英語授課才不會令人惶恐得要哭。

然而事實又是否如此？恕我只把視野縮窄至我所就讀的政政系，同學之中英語水平不特別高，在反對英語教學的同時，又堅持要逐字逐句細讀理論著作原典，以免受 到壞譯本的荼毒，或把握機會討論課題至臉紅耳熱樂此不疲者，也是為數不少。以學生是否願意讓教授以英語授課，來判斷他們是否勤力，既不打算提供有力的論 證，又刻意迴避學生已被提出了無數次的論點，直接攻擊別人立論的動機，經過這樣的推論過程，結論的可靠程度可想而知。雖然懶惰也實在是一頂令學生聞風色變 的帽子，而我本人也沒有勤奮得每晚挑燈夜讀，但若單是因為被一錘定音地指摘為不勤力，就屈服於單一的勤力標準，則未免愧對身邊一眾熱中追求學問的友儕。

在傳播知識的過程中，語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因為它足以決定掌握何種資源的人能夠接觸到這些知識。我們討論以英語學習時，所牽涉的並不止是學習者的能 力問題，背後還有了傳授知識者在把象牙塔?的研究成果，轉化成公共資源的使命。我一直相信大學生和教授是知識分子，所得知識不止用於學術會議和為大學爭取 排名的論文發表競技，更重要的還是把它們應用於社會之中，讓大學以外的群體也能共享學習和研究的成果。知識分子的所謂光環，與其時刻戰戰兢兢，怕它會因為 稍有不慎掉落滿佈灰塵的林蔭大道，倒不如想想辦法，把它轉化為自身的一部分。

19世紀至今，在面對一些無法抗拒的新詞和新事物的衝擊下，各個民族經過一輪反抗後，最乾脆的做法往往是接受新事物，再以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它。在這些民族 當中，竟也包括了公認為最以自己文化自豪的法國。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中指出，19世紀的法國現代派詩人波特萊爾在創作散文詩 時，不時採用一些在現代化的浪潮下出現的新詞，「在整個現代世界的不和諧與不協調中創造出藝術」。又，法國科學院70年代以前都拒絕把 「leparkingmeter」收入法語，但70年代時卻造了「leparcme-tre」一詞，並迅即宣布它為正式法語。由此可見，面對與自身文化不 一致的元素，研究者最可能做的，並不是全盤擁抱或全盤拒絕，而是在它和自身文化之間取得平衡，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

我不知道用英語學習，然後晉身精英學術殿堂，還是在精英學術殿堂與凡塵俗世之間進出，把所得所學轉化成他人熟悉的話語廣傳開去，哪一樣比較困難和耗費精 力？然而，為了「面向世界」而以英語汲取知識收為己用，但卻不肯花力氣面對社會，當中只有陣陣封閉和懶惰的氣味，狹隘的「本土保護主義」更是不知從何談 起。學生抗拒英語教學是否完全出於先天的惰性也許值得質疑，但大學教授作為香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先鋒，卻無視知識分子的責任，欠缺溝通自己所學與本土社會 的自覺，反倒過來指控在權力關係中處於較低位置的學生。身為老師的人，在教學過程中尚以如此這般盲目崇拜英語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學生，對於他們願意對社會大 眾作何承擔，我並不感到樂觀。

話說回來，今個學期我選修了6門課，其中4門都是以英語授課──我不認為我特別勤力，但自問也不算貪圖容易明白的方便，只是因為任教的老師是外國人，只會說英語(或意大利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