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16, 2005

轉載:「除去光環前的猶豫 回應黎德怡〈有什麼好哭?〉」

這是我今天在《明報》(世紀版,D8)讀到的文章。

讀的時候,由於某些原因,感到又驚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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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光環前的猶豫 回應黎德怡〈有什麼好哭?〉」
謝馥盈

首 先,我想我必須先自我介紹一番。我今年20歲,在03年秋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現在是二年級學生,不是教授,也不是校董。成績不甚突出,老師也不特 別記得我,但自問對讀書興趣甚濃。畢業後可能繼續進修,但在母親的嘮叨下,投身社會的機會較大。至於要做什麼工作也未想得仔細,因為看了和錢或數字有關的 東西就頭痛,故暫時不作考慮的大概是Big4、銀行、大中小洋行之類。

看到這?,大家大致上也可以肯定,我是一個平凡的學生,在許多現已事業有成的校友眼中,並不能稱得上是什麼人中之鳳。近日教學語言的論爭好像沒完沒了,黎 德怡在3月上旬的《明報》世紀版為學生的英語水平「辯護」,指他們的英語水平其實不低,只是中文仍是一種相對地易聽易明的語言,基於惰性才會抗拒英語教 學。如果他們願意勤力一點,付出多點心力理解,英語授課才不會令人惶恐得要哭。

然而事實又是否如此?恕我只把視野縮窄至我所就讀的政政系,同學之中英語水平不特別高,在反對英語教學的同時,又堅持要逐字逐句細讀理論著作原典,以免受 到壞譯本的荼毒,或把握機會討論課題至臉紅耳熱樂此不疲者,也是為數不少。以學生是否願意讓教授以英語授課,來判斷他們是否勤力,既不打算提供有力的論 證,又刻意迴避學生已被提出了無數次的論點,直接攻擊別人立論的動機,經過這樣的推論過程,結論的可靠程度可想而知。雖然懶惰也實在是一頂令學生聞風色變 的帽子,而我本人也沒有勤奮得每晚挑燈夜讀,但若單是因為被一錘定音地指摘為不勤力,就屈服於單一的勤力標準,則未免愧對身邊一眾熱中追求學問的友儕。

在傳播知識的過程中,語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因為它足以決定掌握何種資源的人能夠接觸到這些知識。我們討論以英語學習時,所牽涉的並不止是學習者的能 力問題,背後還有了傳授知識者在把象牙塔?的研究成果,轉化成公共資源的使命。我一直相信大學生和教授是知識分子,所得知識不止用於學術會議和為大學爭取 排名的論文發表競技,更重要的還是把它們應用於社會之中,讓大學以外的群體也能共享學習和研究的成果。知識分子的所謂光環,與其時刻戰戰兢兢,怕它會因為 稍有不慎掉落滿佈灰塵的林蔭大道,倒不如想想辦法,把它轉化為自身的一部分。

19世紀至今,在面對一些無法抗拒的新詞和新事物的衝擊下,各個民族經過一輪反抗後,最乾脆的做法往往是接受新事物,再以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它。在這些民族 當中,竟也包括了公認為最以自己文化自豪的法國。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中指出,19世紀的法國現代派詩人波特萊爾在創作散文詩 時,不時採用一些在現代化的浪潮下出現的新詞,「在整個現代世界的不和諧與不協調中創造出藝術」。又,法國科學院70年代以前都拒絕把 「leparkingmeter」收入法語,但70年代時卻造了「leparcme-tre」一詞,並迅即宣布它為正式法語。由此可見,面對與自身文化不 一致的元素,研究者最可能做的,並不是全盤擁抱或全盤拒絕,而是在它和自身文化之間取得平衡,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

我不知道用英語學習,然後晉身精英學術殿堂,還是在精英學術殿堂與凡塵俗世之間進出,把所得所學轉化成他人熟悉的話語廣傳開去,哪一樣比較困難和耗費精 力?然而,為了「面向世界」而以英語汲取知識收為己用,但卻不肯花力氣面對社會,當中只有陣陣封閉和懶惰的氣味,狹隘的「本土保護主義」更是不知從何談 起。學生抗拒英語教學是否完全出於先天的惰性也許值得質疑,但大學教授作為香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先鋒,卻無視知識分子的責任,欠缺溝通自己所學與本土社會 的自覺,反倒過來指控在權力關係中處於較低位置的學生。身為老師的人,在教學過程中尚以如此這般盲目崇拜英語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學生,對於他們願意對社會大 眾作何承擔,我並不感到樂觀。

話說回來,今個學期我選修了6門課,其中4門都是以英語授課──我不認為我特別勤力,但自問也不算貪圖容易明白的方便,只是因為任教的老師是外國人,只會說英語(或意大利語)而已。

2 Comments:

At 3/16/2005 11:43 pm, Anonymous Anonymous said...

我也很安慰!PC

 
At 8/21/2005 8:50 pm, Anonymous Anonymous said...

She is so young, yet she is more than... I don't know how to say. Nice to see students like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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